娘说:“快闭上眼吧。都90了，还壮实啊？”
爹说:“‘万事份一定，浮生空自忙。’早晚叫你‘黄金入柜’（尸体装入棺材）。像咱这么大的年纪，后晌（晚上）脱下袜子鞋，不知早晨穿不穿。”
那天，表姐来我家，给娘送来了一个新棉袄。
表姐说:“大姑，我给你做了一个三表新的棉袄。
娘撇了一下嘴说:“哎哟，这还不知道活几天。”
表姐说:“活一天也得穿得好好的。”
娘说:“我就寻思没一些穿头。”
爹在一旁又插话了:“阎王爷叫你的时候，你说我还有好几个袄没穿呢。”
说归说，死还没来，那就好好活吧。每年春天，娘总是把寿衣拿到院子里晒一晒。因为，家乡有个风俗，多晒寿衣会长寿的。有一次，我惊奇地在娘的寿衣里发现多了一条像放羊鞭一样的小木棍，木棍上裹着一个白字条。娘说：
“这叫‘打狗棍’，是邻居二奶奶送我的。她说我一辈子心善、行好，心肠太软，到那边要提防恶狗伤身。”
说着，娘把裹在木棍子上的字条取下来，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着一首打油诗，诗是这样写的：
这只鞭杆七寸长，两头都是金银镶。你把鞭杆拿在手，来来回回打恶狗。一打恶狗扬长去，二打恶狗回家乡，三打恶狗去西方。
这首打油诗，不识字的娘能一字不少地背下来。她一边背，一边笑，笑得十分自在。
死，是个可怕的字眼，一般人怕谈它，达官贵人更避讳它。然而，爹娘却不在意，从从容容地准备迎接它。爹娘是太平常的人了，也许正因为“太平常”，才活得这般从容。
爹娘剪彩(图)
在中国美术馆，爹娘用从老家带来的剪刀为儿子的影展剪彩。（1998年）
娘在火车上打着吊瓶，进京为儿子的影展剪彩。（1998年）
为爹娘拍了20多年照片，我想为爹娘办个影展，影展就定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影展的日子就定在娘的86岁生日那天。
那是在1998年的春节时定好的。
这一年春节前，娘的肺气肿病犯得早，犯得比哪一次都重，幸亏我回家早，赶快把娘送往医院，记得那是过小年的前两天。上了年纪的人过年等于过关。对于已85岁高龄往90岁上数的娘来说，这个关越来越难过了。民间有一句俗话:“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坐。”意思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最好不要留他在外过夜，过夜就可能出意外；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连留他坐都不敢留，坐一坐就可能有出事的危险。这几年，爹常挂在嘴边上一句话就是:“到了俺这把年纪，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早晨穿不穿。”
这几句话，使我感到可怕。
我日日夜夜守候在娘的身边。娘的命大，我的福大，娘竟在年三十出院回家过年了。
初一，我们家融合在一片喜庆的气氛里，娘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发着压岁钱，嘴里一边嘟囔：
“我真没想到还能来家过这个年。”
临了，剩了一份，娘给了我：
“这个你拿着，也算娘给你压岁了。”
我说:“娘，我多大年纪了，都快抱孙子啦！”
娘说:“你年纪再大，有我和你爹，你还是孩子。”
一句话，把我说得热乎乎的，眼睛酸酸的。有娘好啊，有娘好啊！我在默默念着。
一会儿，我去文新大婶家拜年，大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唠叨：
“侄儿啊，这回你又用钱把你娘买回来了！”
我说:“大婶，钱，花了咱再挣，亲娘不就是一个吗？”
我这句话，让大婶掉了半天泪。看见有人去拜年的，她就说：
“人家焦波说了，钱花了再挣，亲娘只有一个呢。”说着，又抹眼泪了。
这一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面对家里的情况，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今年办成三件事：一、开春后拆掉老房，盖一座新房，安上土暖气，让老人再不能受凉犯病；二、今年写出一本书，写本关于家里的书，书名就叫《俺爹俺娘》；三、年内在北京为爹娘办一个影展，让爹娘生前能看到儿子20年来为他们拍的照片挂到艺术殿堂里。展览的时间定在娘的生日这天，在美术馆为爹娘祝寿。
想到这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爹娘为影展剪彩，让爹娘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里享受一下大人物才能享受到的规格和荣誉。
盖房很顺利，桂花的丈夫方喜家兄弟十几个都是泥瓦匠，都来帮忙，从拆老房到盖起新房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麦穗发黄的时候，我把几年没休的假凑到一起，请了一个长假，回老家写我的书。虽几年不写东西了，但这次写的都是有关爹娘、有关亲情的小故事，用不着构思，想咋写就咋写，因此写得很顺利，基本上一天写一篇，有时还写两篇。写不下去了，就到地里割麦子。割麦子是累活，用劲虽不大，腰弯得久了，又酸又痛。休息时，躺在麦捆上，看着天上飘拂的白云，任蚂蚁在胳膊上爬来爬去，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幸福的童年，写作的激情又来了。爹娘知道我在写书，每天晚上都愿跟我聊，往往一聊就聊出一段故事。就这样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书便写成了。
当我把书稿送给出版社以后，就该准备影展了。影展需要一大笔钱，正在我为经费犯愁的时候，8月份揭晓的首届中国国际民俗摄影比赛，我的《俺爹俺娘》组照摘得了人类贡献奖大奖，奖金66000元。影展的经费终于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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