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娘背进美术馆。娘这一天精神特别好，说病已完全好了，不让我背她进展厅。爹娘十分庄重地一人拿一张影展的请柬，在儿女们的搀扶下进了展厅。展厅里掌声雷动，数十台照相机的闪光灯对着爹娘频频闪光。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老龄协会、《人民日报》等部门领导的簇拥下，爹娘走到了礼仪小姐拉起的红绸前。我注意到，爹先慢慢地把从老家带来的那把剪刀举起来，停了片刻，又扭过头去看娘，娘拿着礼仪小姐递给她的剪刀，不知如何下手，她身后的领导们一个劲地给她比划，教她从哪儿下剪刀。
闪光灯又是一阵闪光，快门声响成一片。“咔嚓”一下，爹娘同时剪断了那根凝聚了儿子多少心血、泪水和孝心的红绸子。
掌声又沸腾了，我的眼睛又潮湿了。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爹娘身后的领导们，眼里都含着泪花。
剪完彩，爹娘看了一遍影展，回到了旅馆。
见娘精精神神地只是偷着笑，爹说话了：
“看把你乐的，剪了彩，就把你的病‘剪’好了。”
娘还是在乐，却不无遗憾地嘟囔了一句：
“俺还以为来开一个多大的会呢，原来就那么一点小营生（山东方言，小东西的意思）啊……”
娘不走，还要我给她照相呢(图)
田里劳动的娘和照相的我。（1998年）
爹娘从北京为我的影展剪彩回去后，精神很好，娘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北京整日沉浸在影展成功的喜悦之中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比影展的成功还高兴。谢天谢地，娘终于“闯”过来了，今年可以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了。我盘算着，再过一年多，他们俩就跨过世纪了，跨过新世纪的门槛，他们结婚就满70周年了。我还能为爹娘拍好多好多的照片呢。
我是腊月二十七往家走的。快到我村子的时候，大姐夫打电话给我，说娘又住院了。是三天前犯的病，从乡镇医院又转到了市第一医院，因为目前还没危险，怕我担心，所以没告诉我，让我直接到医院去。
我一听，头马上炸了。娘啊娘，过年这个关，您咋就这么难过呢！
赶到医院，娘正躺在床上打吊瓶吸氧，这一次她的病犯得特别重，脑子都有点不好使了，看见我顿了一下，才认出了我。我叫了声娘，娘那被病痛折磨得有些扭曲的脸马上舒展了。
听医生讲，娘这次肺气肿影响到脑部缺氧，心衰，还得上了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是很痛苦的，小伙子都会痛得在床上打滚。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病痛又在折磨我娘了。她发疯地叫着，失去了理智，吊瓶的针头也被挣脱出来。我和姐、表姐、姐夫两个人按着她的胳膊，两个人按着她的双腿，还是按不住。痛苦中的娘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儿，被我们按住不能打滚，就在床上拧着身子，转着圈子。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娘终于平静了下来，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在她身边，双手把我搂到怀里，说了一句:“你不要想我了！”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又迷糊起来，谁也不认识了。
娘搂我的这一动作，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想到有过。农村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一般没有拥拥抱抱的，但是娘却采取了这种方式，说了一句最使儿子心痛的话。娘和儿子是连心的，她知道几天不见我就想她，她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想到解脱儿子的痛苦。娘，您这句话却让我更离不开您了。
医生走了过来，他是这个科的主任，看到我的痛苦，劝我说：“焦老师，大娘这场病看来很难医治了，大脑缺氧，脑细胞死亡，心脏衰竭，都是很危险的征兆。再说她又患上了带状疱疹，病痛得不能配合治疗，连打吊瓶都打不进了，我们也真没办法了。”
我说:“按你的说法，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他说:“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几个科室都会诊过，像这样大的年纪，这种病人，即便救过来，往好处说是痴呆，往坏处讲就是植物人。”
我不假思索地说:“大夫，能把我娘救成个植物人也行，我回来，看见娘躺在那里，我起码还有娘呢。”
大夫们摇了摇头，一个个出去了。
两天后，就是除夕，我回家看了看爹，安慰了他几句，又遵照爹的意思，按家乡风俗给祖宗们上完坟，便和外甥女桂花赶回医院陪娘过年。我从街上买来两个红气球，挂在娘的床头两侧。桂花从家里拿来包好的饺子和一个电饭锅。除夕之夜，住院的除危重病人以外都回家过年了，我们住的六层只剩了娘一个病人，加上我和桂花，值班护士小范，总共就4个人。隔壁是一座居民楼，家家户户电视机里的春节文艺晚会的歌声掌声，满博山城的鞭炮声，不断传到这寂静的病房里。
娘似乎稳定了一些，喝了几口水就躺下了。我点了一炷香，插在了窗台上一个空水瓶里，让桂花先出一下。我扑通一声跪下，转着圈磕了36个响头，嘴里喃喃自语:“泰山奶奶，八方神灵啊，求求你们让我娘再闯过来！娘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娘啊！”
第二天，天气很好。当太阳晒到娘的病床上时，娘醒了过来。桂花煮好了饺子，我附在娘的耳朵边上说:“娘，今天过年了，起来吃个饺子吧。”娘听懂了我的话，说了声:“噢，过年了。”便要起身，我和桂花把娘扶起来，让她坐在床边的沙发上，桂花又给娘擦了脸梳了头。几天不开口的娘强硬着咽下去3个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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