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不是最差的，有的同学家就指望鸡屁股这个“小银行”，买个笔和本子，都拿几个鸡蛋到小卖部换。上中学了，同学中有城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他们的经济条件不知比我们农民子女好多少倍。他们每顿饭到食堂打饭买菜，我们是每周从家里背煎饼。夏天，煎饼两天就长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绳子，把煎饼搭在上边晾。宿舍里挂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像一面面小黄旗，到处是刺鼻的霉酸味。就是这样长毛的煎饼，每顿饭用开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同周围几个村比起来，我们村的生活最差，好多学生用破提篮盛饭上学，所以，同学们编了个顺口溜:“金郭庄，银源泉，天津湾的破提篮。”但我们村的学生学习最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在前头，考大学的成绩也不赖。尤其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们村每年考出的大中专生都在20名以上。1979年，考出去了30名。近几年来，全村出去的大中专生总共500多人。爹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天津湾西村的人口是1700多人，40多年过去，现还是那么多人，除了计划生育的原因以外，考学出去的人多是重要因素。我们村被称为“状元村”。还有位学者把村里出去的大学生称为“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
离开爹娘离开家这些年，我总喜欢这个拍摄像爹娘一样的普通百姓。这位老大爷见到我总说我像他的儿子。（1984年）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三年前，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们”捐资为村里修了柏油路，盖起了一所设施完善的学校，教学大楼就恰巧建在早已铲平的焦家林边上。每天，上课的钟声在学校上空回响，比当年焦家林焦雄墓前的那块石碑厢板的响声更悠扬，传得更远。
“西方大路”与“东方大路”(图)
四爷爷的大儿子焦文俊（我的大叔）去世后，堂弟站在椅子上，为他举行“叫地门”仪式。（1998年）
“命归西天”是人们对死的结语。传说西天是一方净土，是一个极乐世界，是在争争夺夺，忙忙碌碌的人世间走了一遭的人的最好的归宿。
其实，“西天”再好，也不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临死的人仍留恋生活的这个“东方”世界，活着的人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要去“西方世界”的人拉回到这个“东方世界”中来。我的家乡有种风俗，当人弥留之际，亲属用木勺子敲打门框，呼唤着他回来，有不少人果真会“死”而复生。
我10岁那年，爷爷硬朗朗的身体突然患病，在后脖颈上长了个肿瘤。据大夫讲，只要动个手术，摘除了就会痊愈，以后也不会复发。但爷爷脾气犟，死活不去医院，也不做手术。他说：
“我已活了76岁了，阎王爷已捎来了三封信：一是眼花，二是耳聋，三是行走不便，是该往西方路上走的时候了。”
但说归说，他还是对生活的社会十分留恋。他让人搀扶着走上南山坡，看着住了70多年的村庄，不愿离去；见了孙子孙女们也格外亲热，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开：
“要是看着你们都成人多好！”有时还自言自语:“俺要跟阎王爷说说，让俺在‘东方大路’上多走几天。”
一天夜里，他的病情恶化，从床上滚到地上，仅剩一口气了。爹赶忙给爷爷穿寿衣，娘跑到厨房，拿了把木勺子敲打着门框，一遍又一遍的高喊：
“爹，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邻居听见了，纷纷跑到我家来，拿了两条长凳放到屋的正堂间，铺上一床高粱秸打的箔，将穿好寿衣的爷爷架到上面（因为传说人死在床上不好，所以在断气前就得架下来）。娘又敲打着门框喊了几声，爷爷真的动弹了，一会儿，平躺的身子侧了过去。于是，大伙又把他架回到床上。爷爷又活了一个多月。
到爷爷真正死的时候，忙白公事（丧事）的人便在院子里搭一个席棚，接待前来吊丧的亲戚。一般的来人在席棚里对着牌位拜几拜就完了。若是女婿，拜完后，还要蹿灵，即“哇”的一声，不顾一切奔到屋里的棺材前跪下，再由亲属赶忙将他扶起，送出屋外。爷爷没有亲女儿，本家的一个大姑夫表示对爷爷的敬重，也蹿了灵。在这以前，我也见过几回蹿灵的人，姥爷死时，爹就蹿过灵。我发现，蹿灵的人就大哭一声，有的眼里有泪，有的眼里根本没有泪。我想，何必搞这个形式呢！我担心长大了给丈人蹿灵的时候，会掉不出眼泪。爹说王五死的时候，他的二女婿蹿灵以后，哭不出泪来，就直往眼上抹唾沫，在场的人扭过头去直偷笑。
丧事中，还要向土地庙送几次浆水，意思是死去的人还在土地爷那儿暂住，要给他送几次吃的。还要去坟上煎糕，即在坟底用两块砖支一个灶，点上一把豆秸火，放上锅，锅里倒上油放几片豆腐、馒头和年糕，温一下后，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由几个穿孝服的女人使劲往坟外抛，一边抛，一边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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