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非常珍贵，比方金子，比方宝石。我的父辈不曾见过，我自己也从未拥有，但生活依然。倘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友谊，他恐怕就难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子，不是宝石，是朋友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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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辑历程(5)
这是我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有一回，我到医院看路遥。他问我：谷溪，你说"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我难以回答。他说，组织是"五分钟"。我说，你瞎说甚哩？
路遥解释说：我得了"乙肝"，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省委副书记白益民来医院看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来医院看过。于是，比他们小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党政领导也就礼节性地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边接触，连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过五分钟，撂一句话给我：路遥，有什么事，你叫小张来找我！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现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上一回卫生间，都得让别人帮忙。帮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这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我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汤，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给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他吃了六颗。多吃一口饭，就增加一点儿营养，也就增强一点儿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哎呀，我说得是不是脱题了？
（没有脱题。您正在生动、真切地向我们讲述您和路遥的友谊）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芷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芷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事也非常麻烦。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具体。当时，我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有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我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第7节：第一辑历程(6)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曹老师，我们还想请您换一个角度说路遥。您能否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讲一讲，路遥及其作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国研究路遥的学者、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我们首先给路遥送上束鲜花。安本实先生知道路遥爱抽"红塔山"，他颤微微地点燃三支香烟，放在路遥的墓前。他对着墓碑说：请路遥先生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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