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盖得威一点，可以慑服宵小不臣之心，如果陈涉早点目睹到“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说不定吓破了小胆也未可知。
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后来评论说：“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看来他眼界不够宽阔，见闻和资讯缺乏了一些。司马光也是“凡是派”，动不动就拿上三代的尧舜禹汤也就是韦小宝知道的“鸟生鱼汤”来说事，当然，革命传统已经成为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不祭出来没有雄辩的力量，但是现实主义的当权派，对传统、对意识形态、对“鸟生鱼汤”这类榜样向来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表面上永远不否定，甚至讲得更大声，但内心早已是嗤之以鼻，这些东西是忽悠老百姓的，念死书的儒生们老看不透这一点，妄图拿这些光辉榜样来约束上面，其实是不管用的。遇到这类讲死理的，领导真的很烦。
还是萧何有水平，先拿稳定压倒一切压倒皇上以后，对“反奢侈”也没有避而不谈，对领导的担心不能不予以关注。刘邦何尝厌恶奢侈，刘邦是怕别人说他奢侈，舆论对皇帝还是有一点影响的。萧何说，你担了名，为后世减轻了负担，以后明令后代不要层层加码就是了。这次奢侈了，“下不为例”就是了。一席话，解除了刘邦的心理负担。
又有瑰丽的宫殿享用，又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也不用担心舆论批评，甚至还会收到稳定天下的好处，刘邦在未央宫里喝酒泡妞开心得很。萧何把领导侍候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古今大臣高管的榜样。像司马光这样只会背圣贤语录的，赶紧闭嘴，回家面壁反思去吧。
富不可以敌国
太祖高皇帝八年（公元前199年）
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chī）、纻（zhù）、罽（jì），操兵、乘、骑马。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朝代，有那么多皇帝，在思想和文化上，或崇儒，或崇道，或崇佛，但在经济政策上，重农轻商却是相当一致。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不敢说有稍减。
汉景帝时代的晁错写过一篇文章《论贵粟疏》，曾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重农轻商的宣言书，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提出的几个论点却都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一个是“无农不稳”。农业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农业不仅可以解决肚皮问题，还能解决就业问题，土地可以吸附大量流民，流民即流寇。这不是简单化的歧视，而是政治经验。前些年，“盲流”一词，其实也包含了这种政治经验在里面，有一种担忧在里面。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政治斗争，重新诠释帝王将相的家谱，像锐圆这样成天白话权谋，其实都是皮相，真正揭底的工作是研究农业发展，研究土地制度，研究人口与土地的相互关系，而且是定量的研究，搞清楚这个，才能真正看懂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知道在史学界开展得如何，把历朝历代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于今天肯定有大帮助。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直没有逃脱饥饿的梦魇，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关于吃不饱的记忆。现在虽然还有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讲，中国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能吃饱肚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人口、土地制度、农业技术这几个要素决定着温饱。
应该说，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仍然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文革”时代即使天天搞阶级斗争，但不论在高层还是基层，最挠头的还是粮食问题，农业学大寨，知青下乡，备战备荒，国家的主要矛盾都藏在里面，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些矛盾展开的，政见之争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观念的争论。毛泽东以为，人民公社加上大寨精神，可以再笑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把，而修正主义则更愿意采取与民休息的办法。
发展工商业可以增长财富，吸纳劳动力，这点常识，中国人一直重视得不够，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做工经商的多了，谁去种粮食，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多年，很多朝代。
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这大概已成历史定论了。也有学者认为，到了80年代，随着化肥、农药、良种等科技的发展，土地总产出满足人们粮食总需求的临界点终于到了，包产到户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麻包。现在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在减少，而粮食供给却能够保障，这会让中国的政治发生根本的变化。
晁错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担心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这真要佩服这位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家，他的这一见解烛照千里。小农经济需要皇帝，而商人是排斥专制的。抑商，往往并不是因为重农，而是因为重权，防止商人分享社会权力。拥有军队，掌管钱粮，控制舆论和文化，一切权力归皇帝，一切社会资源都由皇帝来控制，“率天之下，莫非王臣”的逻辑才能存在。所以，帝王家并不是不知道商业的价值，只是担心出现商人富可敌国的局面，抑制商人和抑制豪强、抑制军阀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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