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楚大族”一家伙迁徙到长安，土地不能带走，除了土地，他们还有什么能持续发展的资源？亲戚朋友一大帮，全来了，从原来的生产型家族，到了长安变成了消费型的。原来的土地等固定资产很难变现，本地的富人移民了，穷人根本买不起大量吐出的土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豪族的土地房产等被官家无偿或低价占有。而移民到长安，大家只能带浮财来，只能把长安的生活指数和物价折腾高，除此之外，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移民，结果就是把有钱人折腾穷了，把地方有势力的豪绅变成城市的弱势群体，核心的东西，还是要把皇权建立在一堆细小的沙子上面，民间力量成长为鹅卵石都不允许，大家只配做沙子。
现代社会，移民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主体性来分析，移民一种是民要移，比如到美国混绿卡，到城市打工，都属此类；还有一种是官要民移，比如公共工程造成的移民；还有就是战争与灾难造成的移民。
人民的迁徙，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版图的变化，会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有的是季节性外出，有的已经在城市生根，有的则是漂在城市，大多不愿也不会再返回农村，最多只是春节回老家看看。这样大规模的迁徙，带给中国的历史性影响，恐怕要过很多年才能看得深切和全面。
防范山头主义
太祖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
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jiàn）车胶致，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搒笞数千，刺剟（duō），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
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箯（biān）舆前。泄公与相劳苦，如生平欢，因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亢，遂死。
汉高祖七年，刘邦临赵，当时的赵王是张耳的儿子张敖，刘邦的女婿。
刘邦又摆臭架子，皇帝的架子加上老丈人的架子，肯定是牛气万分。《史记》报道：“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gōu）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lì），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贯高赵午等是张耳的旧臣，看不惯刘邦的颐指气使，所以安排了一次刺杀行动。他们安排刺客在一个叫柏人的地方等待刘邦经过，刘邦一听柏人是“迫人”，于是没有停留，刺杀行动失败，但是，一场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行动立马开始了。
后来虽然证实了赵王张敖没有指使和参与刺杀行动，但负有领导责任，按照常规，脑袋肯定不保，但好在张敖有驸马之贵，特别是有吕后缓颊，万幸没有身首异处，只是丢了王位。一场血雨腥风被控制在了相当小的范围内。
司马光评论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应该说比较恰当。
这件事，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山头主义下忠诚的递延问题。贯高等是张耳的旧臣，只知有张，不知有刘，尽管张氏父子向刘氏输诚，但其部下不会将这种政治效忠递延下去，这样“两张皮”的现象，在皇帝看来，是一种深刻的隐患。雍正皇帝之所以要杀年羹尧，据说就是因为其部下只听年的军令而对皇上“脱掉盔甲”的口谕没有反应。培植个人亲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为皇家所忌。袁世凯是有意培植，让北洋军成了袁家军；年羹尧则未必有反意，只是过于欣赏自己的控制力，惹怒了本来就喜欢猜忌的皇帝。所以，岳家军，杨家将，民间老百姓的赞誉称颂，在皇家心理上埋下的却是担忧和忌恨。
所以，为人君者，深忌权臣树立山头，拉帮结伙。汉初诸王，本来就是以团伙形态加盟的，各有各的子弟兵，刘邦必欲剪除之而能后安，彭越、英布之流，终究不能容于刘家一统天下，势已明矣。张良也是带着队伍到刘邦革命军中的，但进来之后，主动放弃了控制权，使之融入刘家革命队伍之中。孑然一身，无门无派，才是自安之道。张敖是鲁元公主的夫婿，按常情是不会反老丈人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类似“黄袍加身”的故事经常会激情上演，“使张敖据天下”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天下，杀老子都可以，何况老丈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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