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无常的社会，也是一个无助的社会，所谓世事难料，富贵无常，对小老百姓如此，对贵族高官们也是如此，再有权势的也会有呼啦啦大厦将倾的可能，留条后路，这是对所有处在权势高峰的得意者的忠告。
其实，帝王只要IQ及格，都知道不搜刮老百姓就可以得到民心，可以长治久安，甚至在危难中可以风雨同舟，共与患难。但几乎所有的帝王又都不愿意使用这个绝招，因为他们不搜刮就没得挥霍了。
“茧丝”和“保障”其实是一个永久的命题，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下，有竭泽而渔或与民生息的政策选择；在计划体制下，有先治坡还是先治窝的问题；在现代国家，有激励效率还是鼓励公平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处理起来，需要社会理想，也需要政治智慧。
帅哥原来是猪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城邑，得到了；向魏桓子索要土地城邑，也得到了。智伯一看自己挂着一把屠龙刀，号令群雄，莫有不从，很有权威啊！于是又兴冲冲地找赵襄子要土地城邑，结果没得到，没得到也就罢了，更惨的是，自己的命也没得了。
赵襄子就是那位怀揣着老爹“训简”的无恤先生，按道理讲他是最善于韬光养晦的，不料这位老兄却对智伯说No。智伯于是率领韩、魏之众讨伐赵，把赵襄子赶到了尹铎“保障”过的特区晋阳。
智伯用汾水灌晋阳，把晋阳淹得青蛙大丰收，但是得到过实惠的老百姓没有背叛赵襄子的意思，这说明当时尹铎的“保障”非常有实效。古时候人口少，环境还没有遭到破坏，汾河的流量很大，所以可以淹城，要是现在，这一招根本实施不了。
智伯很得意，带着韩康子、魏桓子巡视前线，一不留神说了实话：“哎呀，我今天才知道用水可以灌城池、灭人国。”当着矮人说短话，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两人会意，因为这两位的都城都在水边。
智伯沉不住气，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让韩、魏这样暂时的政治同盟都脱离而去，把三对一的游戏改版为一对三，等着死吧。
果然，赵襄子派使者没费多少唾沫就说服了魏、韩两家，里外夹击，把智伯给灭了。智伯先生不仅壮烈了，而且头盖骨都被赵襄子拿来做了容器，这位超男帅哥就这么被PK掉了。
司马光就此发表评论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司马光把一场活生生的政治斗争的胜败得失，归结到智伯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样的范畴里来讨论，结果肯定是莫名其妙。“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总结得一点也不靠谱。在这一轮的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少爷，既没有体现什么政治权谋，也没有表现出统帅才能，咋咋呼呼，颐指气使，既不是君子，也算不上什么小人。
司马光在这里把“君子小人说”丰富了一下，把人划分为圣人、君子、愚人和小人。司马光选择的标准是：“上得乎圣人，其次为君子，下次为愚人，终不可为小人。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一方面说智伯“才胜德也”导致灭亡，一方面又说“小人恃才，犹虎之生翼”，体系一片混乱。
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圣人、君子就应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愚人、小人则应该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整部《资治通鉴》所讲的事实，好像和他说的满拧。
道德的感召代替不了利益的驱动，道德的评价也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
中国人始终讲德才皆备，但是在所谓崇尚道德的社会，司马光也认为其实往往是“重才轻德”的。因为“有德者人敬之，有才者人爱之，敬则易疏，爱者易亲”，所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司马光担心才华的光芒掩饰了德行，所以，警告他的读者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才有余而德不足。”
“德才皆备”从来只是一条传播广泛的广告语。中国有的是“有德者居之”的庸人政治，更多的是奸佞嚣张的小人政治，所谓“德才皆备”的良好政治几乎没有，有也极少。两千多年，中国没有成功的政治，宣告了所谓“德才皆备”的失败，也宣告了“君子小人说”在实践中的无用。
刺客豫让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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