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而在另一位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的“士”，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一、士为知己者死；二、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己者死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现。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且必须以死报之的。这种精神，在侠士那里得到体现和张扬，并且沉淀在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确立了这样的定义：守诺，守节，讲义气。
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第一层目的，彰示忠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是更高层次的目的。
可以想象，智伯死后，他的旧臣是怎样摇尾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一定目睹了许多。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没有为了接近赵襄子而搞个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像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投降以后再刺杀新主子也是一种“背叛”，根本不存在什么“曲线救国”，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让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的信念。
赵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让，对豫让很尊重，因为他是“义士”，所以要“谨避之”，赵襄子的表现，很有政治家风度。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又失败了，在《史记》里，结局是这样的：豫让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挂起来，让自己“刺杀”一次衣服，演一场“斩黄袍”，满足自己最后的愿望，赵襄子同意了。
赵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让的忠义行为给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课。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之后，自杀而死的。这与《资治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发生的，司马光是在“倒叙”，下面接着的是正叙。
竞争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各…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段干木，有的说是老子李聃（dān）的后代，也有的说是公叔段的后代，前面提到的韩康子的丞相段规是段干木的老爹。段干木祖籍河东，似可无疑。其故里所在，却众说纷纭。一说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一说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两地现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
段干木师子夏，友田子方，为孔子再传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门，又先后为魏文侯师，故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段干木终生未仕，魏文侯事之以师。式，是一种在车上行的礼。
魏文侯（就是魏斯）和当时所有有作为的诸侯一样，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并起，这种大竞争、大割裂的时代给社会精英造就了各种机会。
尊重人才，开放言路，一般认为这是治世的标志，其实，所谓天下大治时，人才并不值钱，言路也不会开放，开放一点也是面子工程。反而是大分裂、大竞争时代，对人才比较尊重，学术也得以自由。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才的时代，也是学术的时代，原因很简单，残酷的斗争和竞争需要人才。
《天下无贼》里的黎叔说：“在二十一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其实，在以前所有的世纪里，只要不是大一统时代，人才都宝贵。中国关于人才的许多观念，应该说形成于这个大分裂和大竞争的时代。因为供求关系，人才恃才傲物非三请不到的脾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像这个段干木，有多大才不知道，但魏文侯必须对他执礼甚恭，哪怕心里一百个不耐烦，因为他要称霸诸侯，就需要四方之士归之。即便没有这个野心，也得把自己的团队招呼住，以免被敌国挖走。
改革开放之初，只要翻开报章，关于人才的评论文章几乎天天都有，天天在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在国营单位，论资排辈怎么也改不了，压制人才的事极其普遍；现在呢，虽然也还在讲尊重人才，但总体上，普遍地压制人才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市场经济，因为竞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可以流动了，再想压制人才就难了。
所以，许多事情光靠喊口号、靠上级起劲地倡导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这个比红头文件管用。战国时代，是个竞争时代，自然会人才辈出。司马光讲名分，讲等级秩序，一进入真正的历史空间，他也不得不从尊重人才讲起。
52书库推荐浏览： 圆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