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的先进事迹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 好书读小说网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鉴的，怎么鉴？古今不二的法宝就是：抓典型，树榜样。
魏斯魏文侯就让司马光顺手拿来做了第一个榜样。
君主首要的品德是什么？讲信用。连走卒村妇都知道“君无戏言”这句话。国君说话要算话，从这个角度看，儒家还是很公道的，对老百姓的要求是“忠”，对君主的要求是“信”。问题是，“忠”是无条件的、无限的，而“信”则要看主子们的脾气性格了，帝王要耍起赖来，没有解药。
守信是政治家最重要的品德，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果真的要“重合同、守信用”，肯定要玩完。锐圆这样讲，好像很矛盾，但确实是中国实情。
政治家是不是真的守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包装。
魏文侯为了推出自己“守信”的新形象，就作了一次秀。喝酒喝得正高兴，突然要冒着雨打猎去，因为和朋友有约。为了不失约，冒雨也去。做作吧？既期猎何必饮？既饮何必期猎？这就是政治家的守信。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帝王们是如何建立信用的，不能说全部是作秀表演性质的，反正真正对老百姓承诺过的兑现得不多。
魏、赵、韩三家分晋以后，共同的敌人消灭以后，内部的斗争开始了，把原来的盟友当成敌人继续砍下去，这就是规律。
韩国要借魏国的军队打赵国，魏文侯不答应；赵国要借魏国的军队打韩国，魏文侯也不答应。魏文侯好像把两边都得罪了，但事情过去不久，魏文侯的平衡外交收到了丰厚的回报，韩、赵两国“皆朝于魏”。这就是两边不惹、左右逢源的好处，也是平衡外交政策的胜利。
从春秋到战国，在中华文化地理范围内，也是不停地上演大国崛起的故事。春秋有“春秋五霸”，战国有“战国七雄”。春秋时代，有齐、晋、楚、秦、吴、越等强国，到了战国，吴、越衰落，地盘并于楚国。晋国三分，又形成了魏、赵、韩三个新兴的国家，于是就有了齐、秦、魏、赵、韩、楚、燕等七国，在它们周边，还有许多二流国家，如：鲁、卫、曹、宋、郑、陈、蔡、中山等，作为筹码和缓冲地存在着，主导国际形势发展的还是大国，这是肯定的也是必需的。
晋处在诸侯各国的中央，也是最早开化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晋在春秋时代是举足轻重的强国，三分之后，魏国是晋国国力和战略资源的主要继承者，所以，在战国初年魏文侯、魏武侯时期，魏国是七国中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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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魏文侯派乐羊伐中山，取得了胜利。《资治通鉴》在形容战事的时候，词汇非常丰富且非常准确。“伐”是无所谓正义与否的攻击。中山，小国也，魏文侯伐小国，符合森林法则，也符合战国时代的主流趋势。战国时代是兼并时代，先是大吃小，后是强吃弱。
有一次，魏文侯问群臣：“我这个老板做得怎么样？”
在大庭广众之下问“我何如主”的，肯定是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都给老板面子，把平常积攒起来的阿谀奉承之词爽爽地倾泻一下，上上下下的感觉都爽歪歪。
这一次，有个叫任座的，发出了不和谐的噪音。
任座就是传说中的诤臣，只顾直言谏上自己爽，而不管老板听得爽不爽。任座说：“你得到中山不封给弟弟封给儿子，不能算仁君。”
这里反映出当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征伐中得到的土地人民，一般要分封。秦汉以前，中国实行的是正儿八经的封建制度，也是正儿八经的家天下，兄弟子侄都有份；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下，也就是独夫的天下，以万姓奉一人。天下是老子一个人的，委任的郡县首长，不过是老子派出去的管家，这种制度，理论上是连兄弟子侄都没有份的。当然，在具体实践中，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把天下的好处都占尽，宗室、功臣、外戚，甚至阉宦，都有机会参与分赃。所以，封建也好，郡县也罢，不管姓“封”姓“郡”，国家利益均把持在极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手里，老百姓是没份的，这一点，封建郡县都一样。
在上古礼崩乐坏之前，兄终弟及是优先于父子相传的，兄弟是排在儿子之前的，前面讲到的诸樊要传位给兄弟而不传儿子，是受到赞赏的行为。魏文侯把中山封给兄弟“公”多一点点，封给儿子则“私”多一点点，所以任座当面撇嘴，你这样怎么算得上仁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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