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_杨立平【完结】(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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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的一座茶楼里笑语喧哗,客人们吃着茶点,有的要了几碟酒茶,轻斟慢吟,三三俩俩十分尽兴。

  三四位文人模样的儒生正围桌而坐,侃侃而谈,桌上摆着两笼水晶小包,两碟鸡茸虾仁酥饺,两盘芝麻火烧,还有几碟酱牛肉之类的卤菜,香气诱人。

  “哎,你们吃呀,不要大斯文了,否则可对不住自个儿的肚皮哟。”

  为首的一人须发斑白,飘飘若仙,他就是龚鼎孳,今晚的东家。“这一路上辛苦了吧?老夫说要为你们几位同乡故旧设宴洗尘,你们偏偏不肯,选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吃的喝的都太普通了,真让老夫过意不去呀。”

  “哎,龚前辈何出此言?他乡遇故旧,正是我等的荣幸与欣慰呢。前辈,晚生以茶代酒,先干为敬!”年少英俊的昆山才子徐元文起身端起了茶酌。

  “罢,罢,徐公子是老夫早有耳闻的风华人物,今日一见果然不俗,细眉长目、隆鼻朱唇,玉树临风的身材,啧啧,真叫老夫好生羡慕哟。”

  徐元文有些发窘,借机低头向龚鼎孳深深一揖:“无论如何,在下先谢过先辈。龚大人为人热情诚恳,今晚生好生感动!”

  “哪里,你是牧斋兄特地向我引荐的人才,老夫岂能怠慢?听说公子年方髫龄时便具公辅之量,可有此事?”

  徐元文再一次涨红了脸:“都是他们添油加醋瞎编的。”

  “不然,老伯,此事晚生很清楚。那时元文才只有五岁……”

  “敬修兄,你就不要在前辈面前出小弟的洋相了。”

  “这事谁人不知?江南世家昆山旧族徐府公子徐元文就是与众不同!说真的我熊赐履自叹弗如,望尘莫及!早知你此番来京赶考,我就老老实实呆在孝感不来了。明摆着,你肯定在我的前面!”熊赐履面白无须,清瘦儒雅,也是风度翩翩的美少年。

  “敬修老弟,快说来听听呀。”四十多岁的老儒生程汉斌在一旁催促道。

  “话说五岁的徐元文一日自书馆回家,头脑里只想着老师教的诗文了,过自家门槛时被绊倒在地。他的父亲扶起他,笑着说:‘跌倒小书生’。你们猜猜,小元文他对了什么……他应声而对曰:‘扶起大学士!’你们说,元文他有没有志气?当然噗,有谁能有像无文那样的一代弘学巨儒顾亭林先生呢?元文日后肯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熊赐履说话时脸上带着颇为羡慕的神情。

  熊赐履往日的性格过于严肃,可能与他道学讲得过于认真有关,因此人们往往敬重他的才学却对他敬而远之。今天大概是好友相见,他才显得如此兴致勃勃。生活中的熊赐履为人清高,苦读经学,独来独往,课余或读书习字或摆弄几盆花草,过着信然自得与世无争的恬淡生活。

  而昆山才子徐元文则出生于徐氏大族,人们无法考证他们家与明初的中山王徐达、明朝中期的宰相徐阶有什么联系,但徐家的确是世代富豪,而且世代文运昌盛。当然,闻名天下的儒学大家顾炎武更给他们徐氏家族增添了光彩——顾炎武是徐元文的舅父,由此可见,与徐家联姻的也都非同一般。据说徐元文是个神童,在十二岁时就以秀才身份考举人。他诗文双妙,人又生得风流倜傥,江南的骚客文人无不为之倾倒,若徐元文早生二三十年,谁敢说他不是称雄于江南文坛的钱谦益或龚鼎孳呢?

  有关徐元文的故事很多,他小小年纪便要考举人,乡人便问道:“小小年纪就要做官,到底想做多大的官?”徐元文不假思索:“做阁老。”众人便嘲笑起来,以为这小孩太过狂妄,于是一人便挖苦说:“未老思阁老”,徐元文脱口对道:“无才做秀才。”逗得众人大窘,原想讥笑他,反被他将了一军。

  由于龚鼎孳居京城已有多年,对江南近年的风物人情知之不多,因此便兴致勃勃地向徐元文问个不停,言语表情中对徐元文极为欣赏。

  “元文小弟,你此番赴京赶考,你舅父亭林先生同意吗?”

  徐元文一脸的认真:“大乱之后,人心思定。眼见得大清不日即可收复云贵,天下一统,疗疮痍。苏民气、安天下,我辈正是大有用武之处!至于我舅父,他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对世俗官场名利已看得很淡了。舅父说要拔足西行,笃志经史,并不坚决反对我们兄弟出仕,足见人心思定已是不可逆转了。再者说,我等恰逢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之时,且不说博取功名、封妻荫子,就是那句老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也正用得着呀。我辈怀腹经纶,偌能为国为民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好事,也不枉此生了。敬修兄想必也有同感吧?”

  “正是。大清若要治国平天下,非孔孟程朱圣道不可,我辈愿为此出力流汗,至于功名利禄则是身外之物,我辈出仕不是为了孔方兄啊。”

  提到“孔方”兄,众人的话就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了顺治十四年的顺天科场一案,也就是“丁西之狱”……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网罗汉人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来发现人才,选择聪睿饱学之士,加以培养提拔,擢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和大学士。然而,随着考试的增多,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了。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权贵人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而闹得最凶的,牵连最广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1657)科场案,它在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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