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的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卷六十四下）
原来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叫他们专做这种文学的玩意儿，“以此娱悦耳目”。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风气既成了之后，那班清客学士们一摇笔便是陈言烂调子，赶也赶不开；譬如八股先生做了一世的八股时文，你请他写张卖驴券，或写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摇头，哼他的仁在堂调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为近世最风行的时文大家）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西历前一五七）：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临是到场举哀），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四）
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西历前八五）诏：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卷七）
又元凤二年（西历前七九）诏：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豆粟）当赋。（同上）
这竟是说话了。
用浮华的辞藻来作应用的散文，这似乎是起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与《封禅遗札》。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封禅札》说的更是荒诞无根的妖言，若写作朴实的散文，便不成话了；所以不能不用一种假古董的文体来掩饰那浅薄昏乱的内容。《封禅札》中的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迩陿游原，阔泳末，首恶郁没，暗昧昭晰，昆虫闿怿，回首面内，便成了两千年来做“虚辞滥说”的绝好模范，绝好法门。
后来王莽一派人有意“托古改制”，想借古人的招牌来做一点社会政治的改革，所以处处模仿古代，连应用的文字也变成假古董了。如始建国元年（西历纪元九年）王莽策群司诏云：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悊，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
又地皇元年（西二〇年）下书曰：
乃壬午晡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又同年下书曰：
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
这种假古董的恶劣散文也在后代发生了不小的恶影响。应用的散文从汉初的朴素说话变到这种恶劣的假古董，可谓遭一大劫。
到了一世纪下半，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充（生于西二七，死年约在西一〇〇）。他不但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也该占一个地位。他恨一班俗人趋附权势，忘恩负义，故作了《讥俗节义》十二篇。他又哀怜人君不懂政治的原理，故作了一部《政务》。他又恨当时的“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虚妄之言胜真美”，故作了一部《论衡》。不幸他的《讥俗节义》与《政务》都失传了，只剩下一部《论衡》。《论衡》的末篇是他自己的传记，叫做《自纪篇》。从这《自纪篇》里我们知道他的《讥俗节义》是用白话做的。他说：
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再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集以俗言”大概就是“杂以俗言”，不全是白话，不过夹杂着一些俗话罢了。《讥俗》之书虽不可见了，但我们可以推想那部书和《论衡》的文体大致相同。何以见得呢？因为王充曾说当时有人批评他道：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这可见《讥俗》与《论衡》文体相同，又可见《论衡》在当时是一种近于通俗语言的浅文。
王充是主张通俗文学的第一人。他自己说：
《论衡》者，论之平也。
“论衡”只是一种公平评判的论文，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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