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升跟朱大庆走完一个，停杯之际，仍目视皇甫雁。
朱大庆给皇甫雁使了一个眼色：“下面由我秘书敬酒。”
皇甫雁悠然举杯：“黄总，我敬你一杯。”
黄云升：“别叫我黄总，见外。”
皇甫雁：“老黄，我敬你一杯。”
黄云升：“别叫我老黄，叫我英文名。”
皇甫雁：“你英文名叫什么？”
黄云升：“比尔套磁。”
皇甫雁：“你是挺会套磁的。”
黄云升：“我这人磁场比较重。”
皇甫雁：“我这人抗磁比较强。”
黄云升：“我不仅有磁，而且有电。”
皇甫雁：“我不仅抗磁，而且绝缘，皇甫已举杯多时。”
黄云升：“黄某这就干杯。”
皇甫雁、黄云升双杯映月，质地良好的玻璃器皿，铿然相撞，激荡春夜。
朱大庆：“我秘书可不是一般的秘书。”
黄云升：“这一杯我永生难忘。”
皇甫雁：“朋友，戏过了。”
黄云升：“怎么戏过了？”
皇甫雁：“跟我碰杯酒你就难忘，那你什么都得忘。”
黄云升：“我宁可什么都忘，也不忘这杯酒。”
朱大庆：“说什么呢你？咱俩的生意你可不能忘。”
黄云升：“有皇甫雁，咱俩还谈什么生意？”
朱大庆：“不谈生意，咱俩这是干吗呢？”
黄云升：“春宵一刻值千金，月色撩人起花心。”
皇甫雁：“劝君更饮一杯酒，回到祖国别太淫。”
16
1985年，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跟一个718大院装配车间的女工谈恋爱。三十岁之前，我很少能在四个季节中专门跟一个女的恋爱。不是我老变心，而是她们心老变，我的青春史就是一部失恋史，充满了悲怆与凄婉的乐章。
1985年的严冬，在红娘的介绍下，我和装配女工为了灵与肉的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当时都在学日语，一起在新街口中学上日语补习班，顶着满天星斗，我们结束了紧张的夜校学习，从新街口走向豁口。
在豁口的寒月中，她说：“我们真是志同道合。”
我说：“对，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
她说：“同样的追求让我们走得更近。”
我说：“我可以抱你吗？”
她说：“可以，抱紧我，别让风儿把我吹走，别让联防把我们拆散。”
我抱着20岁的装配女工，豁口的明月做证，我们在1985年的冬夜豪吻。
我说：“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
她说：“来得及，来得及，离末班车还有十分钟呢。”
我抱紧眼前人，一首诗脱口而出：“即使明天早晨/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霞/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交出你。”
她说：“你真有才，我就喜欢你出口成章。”
1985年，在与装配女工谈恋爱的同时，我加入了圆明园诗社，投身到火热的诗歌浪潮中。
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殷龙龙还有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圆明园师爷刘国越，七剑直下德胜门，盘踞六铺炕，辗转北滨河，纵横青年湖，浪迹安定门，笑傲白孔雀艺术世界。
那一年春天，圆明园诗社在林学院成功推出了现代派诗歌朗诵会，北岛、芒克、多多、严力，众多朦胧诗大腕，为大学生们也为社会上的诗歌青年，进行了一次诗歌总动员。
黑大春给诗歌朗诵以一个特别惊世骇俗的称谓：“浪诗”。我理解就是：浪漫的诗歌需要浪人们不停地浪起来。一时间，“浪诗”、“碴诗”成为圆明园热血青年施展“行为艺术”的最佳方式。
在1985年，我的脑海中全是“浪漫、唯美、颓废、意象、张力、通感、死亡、灵魂、家园”等充满激情的诗歌词汇。有了诗歌，还上什么班？为了艺术，还当什么工人？我开始旷工、泡病假。
为了成为诗人，为了能朗诵自己的作品，为了“浪诗”和“碴诗”，我在大山子的家中刻苦练习朗诵。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儿像董行佶和张家声，就用《雷电颂》和《故乡》为范本，苦学两位大师的音色，最后，还炼就了用气声朗诵的功力。
米卢在中国提倡“快乐足球”，大仙早在十五年前就提倡过“快乐诗歌”。其实快乐是很残酷的，不论是“快乐足球”还是“快乐诗歌”，前提是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那一年，有一位号称西安诗人“丁当”的江湖骗子在北京地界行骗。在红星胡同西川的家中，西川把“假丁当”交给大仙，西川已经仁至义尽，该请的都请了，后面该由大仙负责招待了。
第二天，大仙叫来刑天，共请“假丁当”在正义路“花竹”餐厅撮饭。酒足饭饱之后，大仙说他没带钱，刑天说他钱倒是带了，可都买了书，两人说先让“假丁当”垫上，改天连请吃饭带还钱。“假丁当”真信了，把好不容易骗来的十块钱付了饭钱，事后他哪找大仙和刑天去？据说，这是“假丁当”在北京诗歌圈行骗第一次被骗。
隔了十多年，大仙见到“真丁当”——现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寿险老总丁当，谈及此事，丁当拍手称快。
次日，大仙和刑天挟灭“假丁当”之余勇，杀到前门“泰丰楼”撮饭，两人加起来只有十块钱，点不起热菜，就点了八盘“凉拌鱿鱼”，喝了八升啤酒，还要了一包“良友”香烟。等结帐的时候，死活还差三毛钱，刑天就给女服务员浪诗一首，正是他的代表作《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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