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点想开了。
可是张敬怀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他从苏区的“肃反”，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个人受点什么委屈事小，接受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教训事大。关于自己的受批判，还是以不声不响为好。现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讲话，让大家“出气”，那么所谓“出气”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自己还是写一份更有价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 左’ 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 肃反’ 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 肃反’ ，肃‘ ＡＢ团’ ，肃‘ 改组派’ ，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 团‘ ，‘改组派’ ，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 肃’ 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 团’ ，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 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 枪救运动’ 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来当了团政委。没有受到触及。那年春天，从敌人占领的北平，跑过来一批学生。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像。后来，我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可是她被当做特务，给‘ 枪救’ 了。从此，我们就断了关系。当时从敌占区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 枪救’ 的，也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错案。又过了十多年，认识了你这位艾阿姨。”
张敬怀又停了很久，双方都陷入深思之中。还是张敬怀问：“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你知道吗？”
其实，卜奎从别的秘书那里，听到了一点，但他说：“不知道。”
“我讲给你听。”于是，张敬怀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受到的批判，像对老朋友那样，讲给自己年轻的秘书听。接着张敬怀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想做一篇长文章，不在于给自己’ 平反‘ 什么的，而是想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在习惯上，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实，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左并不比右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时，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许多’ 右‘ ，并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马列主义。我想从历史上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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