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怀停了一刻继续说：“过去，我是不敢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因为从全党的情况看，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看，从全国、全党的气候看，我觉得，大家都觉悟了。我做这篇文章也是时候了。我想极左路线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只要我们不健忘，起码在二十年内，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世时，是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料。反面经验也是财富呀！”
“我能帮张书记做些什么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张敬怀说：“我要写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论根据，总体结构，我已经想了很久，问题是缺乏具体材料。特别是有关档案，我手头没有。我给你的任务是，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找一些当时在肃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后，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当时’ 抢救运动‘ 中的档案材料找几份。至于，找什么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为重点？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按着单子去找档案。介绍信呢？一是由省委组织上开一份，我个人再给你写几封个人信件。凡是我让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军区，省委，地委，军分区，都有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诉他们做什么用，只说是为了给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你回来后，关于大跃进以来，极左路线造成的损失，材料都很现成。随用随拿就可。”
张敬怀说到这里，打住了。
“因为我的文章能不能写出来，写得怎么样，我也没有把握。即使是写出来，也只是一个’ 意见书‘ ，内部材料。这事，你不可对别人讲。”
“那自然。”卜奎说，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你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下星期就出发吧。”
一个月后，卜秘书回来了。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凡是张敬怀开列单子上所要的档案材料，基本上都有了。于是张敬怀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写他的文章中去了。
一天晚上，张敬怀正在潜心写文章，夫人艾荣进来了。张敬怀一回头问：“有事吗？”
夫人有点生气：“废话，没有事就不能来你这屋？”
张敬怀见她进来，赶忙把正写的文稿合上。
艾荣说：“你防贼呀！”
张敬怀语塞了。
张敬怀是属于那种党性极强的党员。无论什么事，凡是党内的机秘，不该让夫人知道的，他对夫人是一句话都不讲的。什么人能看党内什么文件，是有严格级别规定的，不该夫人看的，他总是锁在保险柜里。这次他写的是一篇文章，本来不是党的文件。艾荣便走近办公桌，他也只能任其翻阅了。
夫人看那标题是“关于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极左路线回潮的建议”。夫人又翻了几页纸，笑着说：“你又犯老毛病了是不是？才几天没挨整，心中痒痒了？”
张敬怀不喜理她，这些重大问题是无法和她讨论清楚的，只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么大的问题，你胡说什么！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中有各级党委、政府，下有广大群众。难道你比党中央毛主席都高明呀？”
“我并不觉得比党中央、毛主席高明。可是我有我掌握的情况，我有我看问题的角度。问题提得对不对，可以供领导参考嘛！”
“我看你五九年挨整还没挨够，又多嘴多舌！”
这话又揭了张敬怀的疮疤。但他不想再说什么，在一旁喘粗气。
夫人又说：“胜美发烧了，三十九度，你知道不知道？”
“嗯？”
“你白当这个爹了！什么时候关心过孩子！”
“上医院看看嘛。有大夫呀！”
“现在是晚上十点，黑天半夜的，怎么去？”
“叫个三轮嘛。”
“你不是有车吗？让出一趟车嘛。”
“老百姓生了病，没有车，就不去医院了？”
这时卜秘书进来了。卜奎知道张书记从来不让为家属私事出车，张敬怀不发话，司机也不敢出车，对艾荣说：“这事交给我吧！”
他们出去了。卜奎个别给司机说了说，司机通情达理，悄悄把车子从后院开出，没有敢鸣喇叭。
党校一再来请张敬怀在第一期学习班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实在推辞不掉，他还是去讲了话。
张敬怀没有拿稿子，侃侃而谈：这几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都做了不少荒唐事，还不让大家说话。说大话、假话者，升官；说真话，实事求是者，挨整。
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气。“七千人大会”，不是让大家“出气”吗？。我本着这个精神，也号召大家“出气”。中央对“出气”规定了五个“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挖根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装档案袋），大家俗称不搞“五子登科”。我认为还要发展一下：无论谁发言，无论讲什么，也无论对错，不做纪录，不搞录音，即使说了错话，也不搞大批判，要人讲话，要让人把话讲完，也不要搞所谓批判性的“大辩论”，成了“十不”。这样有助于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如果当初，有这十个“不”，我们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就不会出现三年困难！……
张敬怀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大家真觉得民主的春天到来了。张敬怀自己讲完话，心里也觉得从来没有过的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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