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奎退出。张敬怀坐在沙发上又细看起来。卜奎已经在该文中，凡是重要的论点，都用红园珠笔，圈圈点点地画了好多记号。张敬怀读了两遍。又把卜奎叫来，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像你说的，按正常情况，点名批判这么一个人物，中央事前是应该有通知的。最近没有收到这类文件吗？”
卜奎说：“没有。最近几天，我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既然中央各报都没有转载，说明中央不知道这事。我看是那些个别文人，为了自己出名，要打倒别人的越轨行为。……刚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有人又要兴风作浪了。”
“不过……”卜奎还是犹豫着“我看此文还是有点来头的。上海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没有来头，上海市委和文汇报能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上海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省报不是问：我们是不是转载吗？你答复报社，没有中央的通知，我们不转载。”
过了几天，卜奎又拿来几份外省的报纸，向张敬怀汇报：“我浏览了各省的报纸，有六个省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省报总编又来电话请示，说是希望转载，不然……我们会被动。”
张敬怀思虑良久，说：“再等几天，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中央办公厅。”
下午，卜奎回答说：“我打了电话，中央办公厅说，他们也不知道此事。”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某些个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们不要转载。”张敬怀说。
又过了十多天，转载“姚文”的省报多了起来。省报总编又来电话催问，是不是转载“姚文”。张敬怀指示卜奎：“你答复报社，如果我们转载时，要加一个’ 按语‘ ，说明是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争鸣的。按语中，报社自己不要表什么态。你先替报纸起草一个按语，我看一看再发。”
本省一直到四十多天之后，才转载了“姚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张敬怀“阻碍中央声音”，“保护大毒草”的第一条罪状。
到了第二年五月，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发表了揭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说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开始大乱了。
从六月中旬，根据上边通知，全国各大学、中学、中专已经停课“闹革命”，千百万学生已经在全国“大串连”了。
张敬怀住的院子，离大街虽然隔着一条胡同，但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声，震天的口号声，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人们叫做“革命小将”的孩子们，开着穿梭般的大汽车，对着麦克高喊：
“革命的同志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识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否则，他们就要变天，就要千万人头落地！”
“坚决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坚决揪出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大街小巷，还有另一番“景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精神的鼓动下，过去信过“一贯道”的，在旧社会当过兵的，唱过旧戏的演员，成分“高”的所谓“地富分子”，“生活作风”不正，或真或假的所谓“破鞋”，像项练似的挂着一拖到地的一圈鞋子，成群结队游行。载着“红卫兵”袖标的孩子们，让他们敲着铜锣“自报家门”：“我叫XXX ，是个反革命，我罪大恶极……我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接着是自己敲响的锣声：“当，当，当！”
不久，省委大院门前一百多米长的墙壁上，便贴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开列现届省委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大罪状”。围观大字报的群众，万头攒动。有一批红卫兵要冲进省委大院，饬令省委领导和他们对话。可是，他们被警卫挡在大门口，双方相持着。红卫兵们在院外唱着语录歌：“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接着又高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这几天，虽然省委书记杨同理主持开过几次会，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各地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杨书记说，自己也是属于这三个’ 很不‘ 的人。他也说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但张敬怀却闷着头，什么也不说，只是叹气。难道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要瞎折腾吗？
省委开会的内容，张敬怀不能告诉卜奎，卜奎也不便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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