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 小圣子‘ 吧？”
“什么’ 小圣子‘ ？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 太阳升‘ 旅社。”
“哦，’ 太阳升‘ 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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