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政法这条战线。为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原来专案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还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有一两尺高，来找他请示、报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时间不够用，人们便在晚上找到他家里。有的人谈完了工作还不走，总是对他问寒问暖的。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后从乡下调回来的，他都认识。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点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过的，因为上不了“三种人”这条线，不在清查之列，现在对他却格外亲热。而那些没有带头造他反的“逍遥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恢复工作后，反而对他没有那么多“热情”。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时，对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划清界限”最积极，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现在对他却一反常态，表示格外“亲近”的，对这类人他都格外小心，对他们讲的什么话，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觉得对他不那么顺从，还常常向他提点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却比较实事求是的。现在他官复原职了，和他还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对这些同志，说话办事他就比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向他请示：你的秘书问题怎么办？
张敬怀正要问卜奎的情况，单主任汇报说：“卜奎同志还在乡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区。据说在”文革“中他因为是个死硬的’ 保皇派‘ ，三平地区给了他开除公职的处分，连他姐姐的工作也丢了。”mpanel（1）；
张敬怀说：“这样的同志不该落实政策吗？”
单主任说：“还没有来得及吧，只要张书记有话……”
张敬怀说：“马上把他调回来，我不要别的秘书。”
单主任说：“我就去找组织部，让他们急事快办。”
五天之后，卜奎就回来向张敬怀报到了。见了张敬怀，二话没说，因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场，劫后余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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