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的朋友……只有在你工作的圈子里找。”
“荒唐的逻辑！怎么当了领导就不能和普通人交朋友？”
冯怡不语。
张敬怀缓缓地说：“小冯呀，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们在翠谷山庄那一段，作为一个普通人和普通人，无所不谈。那是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快乐。现在，历史又把我推到这个岗位上，你认为我愿意呀！我是别无选择。我们能不能恢复在翠谷山庄那样的忘年之交的关系？”
冯怡这才慢慢有了笑容。
“可以的，只要你在我面前不是领导。”
“哎呀，你呀，你！你以为所有的人都是’ 一阔脸就变吗‘ ？……算了，我想问问你的生活、工作，都怎么样？”
冯怡这才和张敬怀谈天说地，说起来没个完。
他们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张敬怀要留她吃饭，冯怡不肯。张敬怀也没有勉强她。
冯怡走后，张敬怀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做了高级干部，连交个普通的朋友也难呀！他感到无限的悲哀。
当卜奎领着冯怡进院子的时候，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都在家。以前夫妻关系不好，艾荣一直怀疑丈夫可能有外遇。但是经过多方观察、考核、调查，并没有发现蛛丝马迹。今天见卜奎领着一个姑娘进来，长得那么俊俏，立刻引起了艾荣的注意。她们娘俩，躲进西间屋，侧耳细听。开始并没有什么响动，后来却不断传出极其热烈的谈话，而且丈夫还常常开怀大笑。艾荣只有在他们结婚不久，才听到过这种开心的笑声。但是他们谈的什么却听不清楚。
当冯怡告辞出来的时候，张敬怀还特地送到门口，说：“欢迎你常来串门！”
一个姑娘，顶多是个科级干部可能连个科级也不是，和一个省委书记谈得那么热烈，艾荣还没有见过。心中不觉涌起一阵酸楚。像犯了胃病似的想吐。“什么东西！”她暗暗骂了一句。
冯怡走后，老头子又开始批阅文件。卜奎也回到西下屋。艾荣也跟进来了。
艾荣对卜奎，有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有时当作自己的弟弟，有时也当作自己的贴心秘书。他们家庭的矛盾，没有什么瞒着卜奎的。一进卜奎的屋子，艾荣就小声问：“刚才来的这位，是干什么的？”
卜奎知道夫人这方面很敏感，忙答：“是张书记在疗养院认识的一个知青。
她父母在文革中都被迫害死了。很可怜的一个孩子。张书记给她落实了政策，她来表示感谢。”
“没有别的关系？”
“没有的，不会的。”
“怎么谈那么热乎？”
“姑娘爱说笑话。”
“你知道，我们这位老爷子和我这么笑过吗？”
“我向阿姨保证，绝对没有别的事。张书记在这方面是很传统的。你放心。”
“现在的男人呀，谁能打保票！”
艾荣出了卜奎的房子，又和女儿嘁嘁了半天。妈妈又征求女儿的意见，儿女说：“我爸，不会的。他们这一代人，不管家庭如何，这方面都是很传统的。”
妈妈想了半天：“防女人，比防贼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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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怀还是日日夜夜地忙碌着，时间在开会和批阅文件中流淌过去。从早晨到深夜，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他自己的。
有一天晚上，卜奎照常给他抱来一大堆文件和报刊。
他先浏览了中央几份大报，见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仅仅从这个标题，他就觉得很新鲜。他先是粗略地读了一遍：有意思！有意思！他想。又反复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这篇文章不简单。又看了两遍，眼前一线光明在闪耀。看此文发表日期是五月十一日。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按照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习惯，凡是代表中央精神的社论、评论，都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首先发表。可是，这么一篇充满新思想、新精神的文章，怎么在光明日报发表呢？又为什么不用“社论”而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呢？
张敬怀把卜奎叫来，指着光明日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看了，看了好几遍。”
“你有什么想法？”张敬怀盯着自己的秘书兼朋友。
卜奎也不像是向张敬怀汇报，好像意见一样坦率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充满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精神，可能会引起我们国家的很大变化。”
张敬怀和秘书讨论式地说：“如果这篇文章代表中央，那么应该是’ 两报一刊‘ 首先发表，一般也都用’ 社论‘ 形式。可是光明日报先发表，而且用’ 特约评论员‘ 就有点意思了。”
卜奎继续表示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精神，恐怕文化大革命就要被彻底否定。也可能本来是中央精神，因为事关重大，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做点舆论准备。当然，也可能是某个理论家个人的想法，因为符合主编的思想，没有请示中央，阐自发表也有可能。”
张敬怀说：“这就看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是不是转载吧。如果这两个大报转载，那这就是当前党中央的声音。如果他们不转载，就可能是个别人的意见了。”
“我想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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