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海岩继续侃侃而谈：“某市有一个例子：大家都觉得该市应该建设一个大型超市。只立项，等待各级审批，弄了一年多，还没有破土动工。一个外商，租了一座空楼，稍加改建，不到三个月就开业了。我指的就是这种现像。”
张敬怀没有反驳他，继续问：“你还有一篇文章，说要大大缩减企业党委编制，取消组织部，宣传部，只要一个党委办公室就行了。人，财，物，企业党委都没有权力了。这是不是取消起码是削弱党的领导吧？”
吉海岩说：“恐怕不能这么说。”
自从张敬怀上任，还很少有人这么和他说话。但是，他不计较，说：“你讲下去，讲下去。”
“关于企业党的领导问题，我研究过一些历史情况：在五十年代，我们推行过’ 一长制‘ ，强调厂长的作用，还引用了列宁的话作根据。后来一反右派，强调党的领导，又讲’ 一元化‘。六二年搞’ 八字方针‘ 时，又强调厂长的责任制的作用。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厂长的一长制，完全成了党委书记的一长制了。现在的企业中的厂长和书记，哪一个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放在书记的岗位上，他就代表党？把他放在厂长的岗位上，他就不能代表党？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
“按你的说法，把企业党委改成办公室，七八个人，怎么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张敬怀问。这是直接批评了。
吉海岩说：“要加强必须改善，不改善无以加强。”他是在反驳张敬怀书记，仍然不卑不亢。
张敬怀有些不高兴了，说：“要讲加强党的领导，你还是嫩一些。”
“嫩不嫩，我不知道。’ 明前‘ 的龙井茶，都是嫩叶子。”又是在反驳书记。
张敬怀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这个同志，我是和你讨论问题，你怎么这么和我说话呀？”声音提得很高。
吉海岩仍然没有表示谦虚态度：“因为是你要和我讨论问题，我才这么说。
讨论问题，是用不着高音的。”
张敬怀有些光火：“好了，好了。就说到这里。你走吧！”
吉海岩站起来，说：“这是领导找我讨论问题。我必须声明的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是领导命令，组织决议，我是会无条件地服从的。”转身又补充一句“谢谢领导的接见！”－－－－
吉海岩走后，张敬怀好一阵烦恼：在文革中不必说了，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在领导岗位上时，还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下级以这种口头气和他说话的。
转而又一想：现在不是强调解放思想吗？强调不要惟上惟文吗？怎么这个青年和我说了这么几句，我就不能容忍了呢？现在真正敢于和领导有不同意见的，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常常提倡敢于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敢于“犯颜直谏”，怎么自己也犯了这种毛病：一听到点不同意见，就想拍桌子呢？心胸怎么这样狭窄呢？常此以往，自己是难于听到不同意见了。那是很危险的！想到这里，他仿佛觉得晃然开朗许多。我得和吉海岩再谈一谈。这个青年的思路新，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肯定在工作中会实事求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目前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吉海岩回到办公厅，也在想：张敬怀是省委书记，在他接触过的领导中，能够这么坦诚和一个青年下级讨论问题，是太少有了。先不说别的，只从地位、年龄上说，张书记是领导，是长者。尊敬领导，尊重长者，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这一点，自己就做得不够。我得找个适当机会向张书记做点检讨。
又过了几天，吉海岩第二次奉命来见张书记。
张敬怀请吉海岩坐下，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说：“上次我们的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只是后来，我有些不冷静。这是要请你原谅的。”
吉海岩说：“我也觉得自己态度不好。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主要的是缺乏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很多时候自高自大。像对您，您是领导，是上级，您的水平、人格，是大家公认的。即使作为尊老敬贤，我的态度也不对。我向张书记表示道歉。”
张敬怀说：“用不着的，用不着的。你讲的这些，可能是你的缺点，从某个角度说，这比那些随波逐流，看风驶舵的人要高尚得多。”
“不过，我仍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吉海岩诚恳地说。
张敬怀说：“如果你自己认为是缺点，这种缺点，改起来，比起那些虚伪的人容易得多。人的思想观点，容易改，最难改的是人品，所谓本性难移。”
“我这些缺点，要改也不容易。”吉海岩说。
张敬怀的话头突然一转：“你给我当秘书怎么样？”
这句问话，几乎吓了吉海岩一跳，略作思索后，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称职当您的秘书呀？就我的性格、气质就不行。”
张敬怀紧追不舍：“你可以先试一试吗？帮我工作一段。无论我或者你，觉得不合适时，你随时可以不干，我决不会强留你。如果我觉得你不合适，也可以另分配你的工作。”
这样，吉海岩做了张敬怀的秘书，是在试用。
因为吉海岩没有家，像卜奎一样，在省委机关张敬怀办公室隔壁，用了卜奎那个小办公室；在张敬怀家里，原来卜奎住的西下屋，也归了吉海岩，算是办公室兼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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