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的世行年会被确定在中国香港举办，这一年的参会人数达到了 1.3 万人，加上工作人员，总人数达到了 1.9 万人，创下了世行年会史上参会人数的最高记录。
年会选址香港，是一个恰逢其时的选择。 1997 年的香港，是全世界的焦点。
1997 年 7 月 1 日 ，是香港摆脱英国百年统治，正式回归中国的日子。香港回归成为当年最重要的国际 事件之一。香港的回归一方面预示着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城市的重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力量的崛起。
97 世行年会在香港举办，是三年前就确定下来的。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希望通过这次盛会证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世行也期望借此会议扩大亚洲各国对世行的了解和加大世行对亚洲地区的关注。而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三年前，当世行在选择 97 年年会地址时，我作为中国执董奉国家之命，曾为使香港入选而游说各国执董。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年会举办前夕，亚洲金融风暴突然爆发。
1997 年年中，索罗斯--这个美国量子基金的掌门人，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泰国首当其冲。同时，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一时间全球金融圈风雨如晦，东亚各国经济风声鹤唳。世行年会在这一敏感时刻的举办，无疑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
作为世行年会的直接负责人，我早在半年前就进入了准备状态。
香港当局对此次会议自然也是非常重视，他们的组织能力很强，设施也是世界一流的，加上还有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了这些保障，世行是尽可以放心的。不过，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世行的海外会议，更何况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盛会，我不免还是有一点紧张。
年会的筹备组在 4 月就设立并开始运作了，此后每月我都要与负责会务的班子开会，审查进展，会前三个月，世行有关官员已经进驻香港，与香港和北京进行各种协调。到 8 月，金融风暴的硝烟四起，已经蔓延到遭遇对冲基金狙击的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这些东亚国家是世界银行重要的借款国，这些国家的金融局势乃至政局动荡，世行都高度关注，时时跟踪。年会原先预定的主题是非常宽泛的"亚洲与世界：资本的竞争性与联合"，此时，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讨论话题了。
在行里的协调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的例行会议上，有人提出，应该竭力争取到那些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倍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来参加年会，并为他们举办专场的研讨会。在 1996 年的年会上，我们尝试着推出了专题研讨会系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次去香港可以继续采用这种形式。沃尔芬森对这个建议十分认同，我们确定了下面这些名字：马哈蒂尔、朱?基、索罗斯、丘拜斯……
邀请工作随即展开。三周后，工作人员逐一向我报告，几乎所有受邀请的人都已回复，他们对参与此次年会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均表示非常乐意接受邀请。
我被卷进了繁杂的会务筹备中，旅馆、交通、通讯、会务等等诸多环节都得要一一落实……年会的正式会期为两天，加上辅助会期三天，前后共五天，这五天，世界知名的会员国的政府代表、国际金融界的巨头、传媒界、非官方组织的负责人等将齐聚香港，这些重量级人物将使香港这个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小岛显得更加拥挤， 1 万 3 千多个代表，近 6000 人的工作组，我们要做到的是必须保证任何细节都不出问题，这既是对世行整体配合的考验，更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竭尽全力去迎接这个挑战。
第11节：为朱?基主持演讲 (2)
1997 年的香港，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房间共有 2 万多间，而我们至少需要 1 万多间客房，另外各种会议室、餐厅等的需求也非常大，香港所有像样点的场所几乎都被我们预定了。按照会议的安排，开幕式当天仅由秘书处安排的工作午餐就多达 100 场以上！香港机场更是紧张不已，因为差不多有 50 架以上的私人飞机将在同一天飞抵香港。
繁琐的会议准备的同时，我们还要时刻关注金融风暴的动向。到 9 月份，种种迹象表明，金融风暴的风向似乎开始调头指向亚洲头号金融重镇香港。此前的 7 月 2 日 ，泰国被迫宣布将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泰铢大幅贬值，从 8 月底开始，金融危机如飓风般席卷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累计跌幅均超过 30% 以上，跌幅最大的印尼盾达到 50% 。港币即将遭遇袭击的传闻也日渐声隆。 9 月 19 日 ，我提前从华盛顿飞往香港。在飞机上，我读着当日的报道："全世界的商业巨头和财经记者都要去香港，一周后的世行年会将成为未来一年世界经济走向的风向标。"
我在这样的文字中，昏昏地睡了过去。
作为会议秘书长，我陪同沃尔芬森分别会见了此次金融风暴中的主角，量子基金的掌门人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俄罗斯的丘拜斯……历史正在以戏剧性的方式每天变幻它的面具，而所有漩涡中的人们都在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知道，一世英名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中注定或崩塌。而世行年会无疑是一个镁光灯最为亮丽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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