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出这一结论后,在一次副行长级会议上,沃尔芬森决然地说:“要让改革落实到位,要实施就必须要简化,简化官僚程序,解放业务工作,要让前线的业务官员轻装上阵,反应灵活。”
这几乎是所有决策层的一个共识。针对这个情况,经与有关部门商量,我提出了“简政方案”,核心是简化项目贷款的程序,实现贷款政策的现代化。
这是很多年来,世行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程序进行大刀阔斧的系统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它再次触及到了世行的文化神经。
首先,项目贷款的审批平均周期被要求从二十五个月减少到十二个月,并在贷款政策和国别服务部门下专门成立一个解决难题办公室,必要时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有关贷款方面的政策大幅度简化,将现有的 55 个政策,进行重新的整理,或取消,或合并,或清理,含糊不清的则进行澄清,最后缩减到 20 个以下。
申报的项目文件也要求被全面简化。项目介绍从 16 页减少到 3 ~ 5 页,项目评估报告从 50 ~ 100 页减少到 10 ~ 15 页,技术内容可做成附页或附加报告。
同时,银行增加项目准备和项目检查的预算费用,对缺乏经验和经验不足的项目官员进行培训和技术支持。
在有关环保和招标的政策要求方面,我们提出实行改革,尝试利用借款国现有的门类和框架,必要的时候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同时,利用现有的电子手段进行项目监督和审批,以减少流程时间。
这一方案拿出来后,在银行内部引起了预料中的震动。大部分职工欣喜若狂。而怀疑和阻力也从两个方面袭来:
一些人认为方案过于“激进”,项目审批周期减少到十二个月,断无可能。他们担心,越简越多,最后弄成“新瓶装老酒”。
另一些人则从观念上反对这样的改革。他们认为,名义上的“简政”,实际上是降低世行的贷款标准,将使世行用贷款促进贷款国经济制度变革的作用无法真正的发挥。有的直接或间接地与执董会和外面的一些非官方组织,有意无意地成了联盟,原因各异,但都在反对,至少是消极抵抗。
如同过去五年里管理当局推出的每一项变革一样,反对与赞同几乎同样的鲜明。当决策既定之后,我们唯有一路就是坚持向前走。
作为这项改革的领导人,我仍然使出我的老三招:把工作目标都列出来,传达下去,编成行动计划;每月进行检查,定期通报进展情况;设立鼓励奖,对做得好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表扬,营造创新变革的气氛。
很快,我们在各地的项目准备进度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这一年,战后百废待兴的阿富汗向世行申请一个公路修复项目,投资额为 1.08 亿美元,政府表现得非常焦急。按惯例,这个项目先要调研,确定内容,然后进入项目评估、环境影响研究、财务分析,以及与政府谈判政策条件等等。当这个项目初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提出,可否不搞复杂的调研,直接进入项目准备?我觉得,在阿富汗这种战后国家,公路建设是当务之急,纸上报告做得再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个项目在我的推进下,从提出到执董会批准,只用了六个月时间。它向所有职员证明,只要大家协力,还是可以把准备过程大大缩短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项目的准备周期很短,却在日后的执行中非常成功,阿富汗政府对世行再三表示感谢。
2003 年,非洲的艾滋病状况继续恶化,国际社会要求世行给予援助。鉴于艾滋病的蔓延性很强,而且在非洲很多国家肆虐,按世行原来的做法,需要在每个国家先进行调研,然后“因地制宜”地拿出各自的对策方案,再与各国协商,决定援助的方式等等,将是一项浩大而漫长的工程。在程序创新的氛围中,世行最终拿出了一个多国项目:投入 5 亿美元,设立一个特别基金,各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申请,同时把项目的使用集中在三个领域——药品供给、加强各国卫生设施和政府制订政策及宣传的费用。这个项目从提出到实施,前后只用了四个月,在非洲国家广受褒扬。
第30节:开始得到尝试(1)
当程序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铁律的时候,新的思路和创新的模式便开始得到尝试。
2004 年,世行在墨西哥北部省份实施了一个地方综合发展项目,世行的贷款额为 1.1 亿美元。由于墨西哥已经有比较健全的法制环境,其环保标准等都比较接近世行的水准,所以世行史无前例地提出,在这个项目中尽量利用当地的环保指标和采购招标程序,世行不再另搞一套。同时,根据需要世行从项目的机构建设、人力培训、技术参数等方面予以必要的和有针对性的支持。
这些尝试兑现了世行要利用借款国已有程序的承诺。对墨西哥来说,这意味着大大地减少了与世行搞项目的准备成本。而对世行来说,无疑也实质性地缩短了项目筹备、调研和审批的周期。
同样在南美洲的巴西,政府为了加强低收入人口的人才资源开发,专门设立了一个支持贫困人口的发展基金。他们向世行提出,能否给予配套性的支持。
经过研究,世行巴西局大胆提出,世行贷款不再另搞一个项目,而是将 6.7 亿美元的资金打入巴西现有的发展基金内,混合使用。世行在财务管理和招标上予以必要的监控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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