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往事回首仍昂然(2)
人和，尊重所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仁，小到清洁工、锅炉工。世行 1 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世界不同的国家汇聚到一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在人事问题上我采用公开、公平的竞争原则，给每一个职员应有的尊重，让每一块钻石放射的光芒都有机会被发现，高兴的是我找到了，并把他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让光彩更加夺目。
十年中，我能够在精英如云的世行站住、站高，靠的是务实、勤勉和努力。在世行的十年间，我每天工作 15 ～ 16 小时，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假日，十年间跑遍了 165 个国家，主持及参与实施了世行内部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尤其是 2001 年后，我开始全面主管世行。在业务和人事方面，都经历了最严厉的考验，可以说是尝遍了甜酸苦辣。
蓦然回首，十年光阴如潮水般汹涌而过。世行让我遇到很多，学到很多，看了很多，做了很多，也感悟很多。
我是怎么站住的？然后又是怎么站高的？把这些事实尽量客观而又详尽地写下来，或许对当今的年轻读者有一定的帮助。他们有着比我当年更好的条件、更高的起点、更多的机遇，日后一定会比我站得更高。
在开始讲述之前，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一些人，他们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中的伯乐。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他们的提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他们是--
费立志先生：当年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处长，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成为一个称职公务员的专业技能，从文件起草到分析能力。
葛复村先生：当年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司长，我去了世界银行才知道是他推荐我到世行中国执董处工作的，没有这第一个机会，也可能没有后来的一切。
迟海滨先生：当年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如何识大局，顾大体，不极端，讲合作，求均衡。
许乃炯先生：他曾任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董，我是他的技术助理。从他身上，我学习了作为中国人怎样在国际组织中很好地发展、怎样取得成功。
在外国人士中，要感谢的人也有很多。有合作的同事，也有我的部下，我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不可分割的团队。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他曾任世行常务副行长，是我的前任、长者和师友。这个瑞典人不太容易信任人，少言寡语，但办事严谨，忠心耿耿。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了互信，成了很好的伙伴。第二个则是翟瑞?莱斯。 莱斯是英国人，文笔出色，主管银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还是银行的官方发言人。他专业娴熟，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而不知疲倦。他办事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是工作第一。我们不仅曾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沃尔芬森行长，毕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先站住，再站高》这个书名，源于朱?基总理当年对我的一句勉励。
那是 1995 年，我被沃尔芬森选中，即将出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时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带我去中南海面见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基。他对我说过的话中，最语重心长的便是这一句："先站住，再站高。"
幸运少年
保送?留学?财政部
我隐隐感到，我好像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命中的一次次奇妙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想，路易?普莱斯顿的提议是个好主意。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来当世界银行的秘书长吗？"
当 J.D. 沃尔芬森在他的 12 楼行长办公室突然向我慎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世界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已经打了十三年的交道。
尽管那年，我才只有 38 岁。
1957 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国营广播器材厂工作，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是财务科长，他们每天都忙着"闹革命"，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绍兴柯桥乡下的奶奶家。那是一个独门小院，楼下是厨房，楼上是睡房。我记得奶奶家的门口有一条很长的河，阳光下，河水闪着粼粼波光，不远处有一座小桥，是浙江典型的石板拱桥，对岸是满眼的稻田。印象中，除了冬季之外，人们总是在那里忙着。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水乡中度过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又回到上海。记忆中，我从很小就开始打理自己的生活。姐姐比我大一岁半，我们在同一个学校里，相互照顾。让我父母放心的是，从小学到中学，我和姐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我还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期间，我和同辈人一样目睹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扭曲和狂躁，学校教育也极不正常，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们，就这样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从红小兵、红卫兵到共青团一天天长大，我甚至认为生活从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中学毕业时，学校考了五门功课，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和英语，我居然全部得了满分！有一天，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章晟曼，市里决定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一批学生上大学，我们学校选了你，你被保送进复旦大学了。"年少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懵了，当我醒过神来，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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