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 11 月，奉国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 1995 年 4 月，成为正司级干部。在世行大楼里，在世行执董会中，我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表者。那年我 37 岁，是世行二十四个执董中年纪最轻的，但也算是熟悉世行的"资深级"的执董之一了。
"你去世行任高职，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朱?基
1995 年 7 月，沃尔芬森在行长办公室请我考虑出任副行长兼秘书长，这个提议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邀请我加入世行管理层的行长。
当时，担任世行秘书长的是一个莱索托人， 1995 年 1 月，他因为准备竞选非洲开发银行的行长，而请求离任。
有一天，时任行长路易·普莱斯顿突然打电话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会与我谈中国与世行的关系。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孩子（他习惯用这样的昵称），你有没有考虑过到世行管理层工作？"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没有考虑过，不过我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好的，我建议你考虑一下。"路易是一个工作节奏很快的人，以高效率著称。他任世行行长三年多，在此之前曾是美国大名鼎鼎的 JP ·摩根银行的董事长，一个典型的华尔街老板（ CEO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没有再深入下去，他也没有给我做任何有关职务的承诺，我也仅仅视之为一次非正式的试探性交谈。没想到，不久路易患了肺癌，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便去世了。
1995 年 6 月，时年 61 岁、原籍澳大利亚后来移民美国的投资银行家詹姆斯·沃尔芬森被美国总统克林顿选中，出任第九任世行行长。据当时的报道，"沃尔芬森擅长交际，热心环保，喜欢拉大提琴，是一个成功的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是华尔街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公司的合伙人，后来自己组建投资公司，《华盛顿邮报》形容他"非常喜欢与各国首脑平起平坐地进行会谈"。
对于我来说，沃尔芬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还是在他的行长选评期内。那是 1995 年 4 月初，美国执董为了让各国执董对行长候选人有一个直接的了解，便在离世行不远的，著名的水门饭店，安排了一个沃尔芬森与各国执董见面的午餐会。餐间，沃尔芬森对大家说："你们在世行问题上，有什么建议可以向我提出来。"
有些执董将这句话当成沃尔芬森的一句客套话，而我则觉得他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于是，我便写了一封短信给他。
信中，我提了六条建议，包括强调世行的宗旨是发展而不是搞政治；我还建议要处理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资金的支持与政策要并重；不仅要让发展中国家还要让发达国家了解世行，以保证业务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等等。没料到，几天后沃尔芬森专门给我回了信，他写道："你说的观点很中肯，我完全同意，我上任后期待你的支持。"事后显示，我的这次举动显然给初入世行，由商业投资银行领域转入公共金融服务机构的他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1995 年 6 月 1 日 ，沃尔芬森正式走马上任。碰巧，他上任的第一个会议，便是主持例行的执董会，讨论的议题是对中国的援助计划。按世行的会议惯例，代表国家的执董可以先说几句。我的发言主题是"相互理解是成功合作的基础" 。关于这个命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并形成了一些具体的观点，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特意准备演讲稿，只是在发言中重点地谈了一些普遍性的观念。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让新上任的行长对这些题目有更广泛的认识。我的发言简短，但重点突出，在与会的执董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很显然大家也希望在这个特殊时刻的会议上，让新上任的行长更多地了解世行。随后发言的执董们有的也准备了讲稿，但他们都不再照本宣科，而是围绕我讲的几个要点各抒己见。
第7节：去世行任高职(2)
我讲完话后，沃尔芬森的助理突然跑到我的身后，递给我一张沃尔芬森写的小纸条，我看不清楚他潦草的字，但理解其大概意思："能否把你刚才的发言稿给我？"我当即在条子上写了回复："对不起，我没有发言稿，只有谈话要点。"
谁知道，会议一开完，他的助理又找到我，递给我三张纸。原来，沃尔芬森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我的发言从逐字记录中迅速整理了一份完整的发言稿，他拿走一份，并复印了一份给我。
下午，是沃尔芬森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及他对世行的发展有什么战略上的思考。沃尔芬森全面地引用了我上午的那个发言，他也不"贪人之功"，而是直接地把我点了出来，他说："今天上午，我听了世行中国执董的一个发言，他认为，世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学习信任和了解的过程；世行的发展性合作，要有比较长远的观点；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根本靠本国自己……这些观点恰恰是我同意的观点。"
当世行的一些管理人士把沃尔芬森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些讲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怦然动了一下。
很显然，我已经进入到沃尔芬森考察的视野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普莱斯顿在去世前曾经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份他与我的那次短暂交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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