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广泛地接触世行员工，更好地了解世行，善于言谈的沃尔芬森采用了频繁会见员工的办法，他总是开各种形式的职工聚会（ townhall meeting ），在这些半正式的场合上与职工接触交流。 7 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下午要开一个 townhall meeting ，你能不能也来参加？"
我马上联想到我的身份："我是董事会成员，参加员工会议，恐怕不好。"
"你作为董事会成员也要了解员工在想什么的呀。"
我说，我考虑考虑。
下午，就在聚会前的十分钟，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进门的地方，你想得怎么样？我在楼下等你。你快来吧！"
沃尔芬森的这一招弄得我一点退路也没有了。我下去的时候，他已经信心十足地等在那里了。
我们一起走过马路到另外一幢楼去参加聚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接触。一路上都是他在讲，他说，世行是一个很伟大的机构，但是也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挑战，他要对世行进行全面改革，要重组管理班子。对于这一些，我当然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又过了一周，行长秘书来电话，告诉我，沃尔芬森要约我喝咖啡。
于是，在十二楼的行长办公室，时隔半年，又一位世行行长向我提议："有没有考虑加入世行管理层？"沃尔芬森明确地说明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知道路易曾请你加入管理层。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你考虑过没有？"
我坦率地说，虽然当时路易找我谈了他的想法，但是他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我想再次重申这个建议，你是否有兴趣加入世行管理层？"
我表示感谢他的信任，不过作为执董，我要先向中国政府请示汇报。
"请你尽快向你的政府请示，我想请你当主管人事的副行长。"
乍听到这个职务，我不由得面露难色。根据我对世行十五年的了解，和从管理层的接触 中，我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管人事的副行长因为得罪人多，从来没有好下场。
沃尔芬森也看出了我的难色，他马上说："你好像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那么让你管世行的战略和改革如何？"
我的身子震了一下，当即坦率地告诉他："我对世行了解得不够深入，要管理战略和改革，恐怕不合格。另外，我才 38 岁，你不觉得太年轻吗？"当时，世行的行长级官员平均年龄 50 岁以上。
在年龄问题上，沃尔芬森显然不予考虑，他手一挥，干脆地说："我 30 多岁就做投资银行行长了，不到 40 岁就自己开公司了， 38 岁一点都不年轻。"
我开始喜欢起这个干练通达的行长，我说："我会好好考虑。谢谢你的看重。不过我个人的决定最终要服从于我的国家。"
沃尔芬森见我松口，也喜形于色："你的国家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的。我不相信北京会拒绝这个竞争性的岗位。有人在世行担任高级职位，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情。你说对吗？！"他显然还是真的在问我。
走出行长办公室的当天，我立即向北京报告了沃尔芬森与我的谈话。过了几天，急于搭建管理核心团队的沃尔芬森又来催促此事。他说："上次谈话之后，我又想了想，如果你对管理人事和战略没有把握，路易的想法还是好主意，你可以来当副行长兼秘书长。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包括处理与董事会的关系；第二，秘书长可以作为我的核心班子成员之一，可以更方便地帮助我做其他工作。"
我对副行长兼秘书长这个角色也比较满意，当即回答他："我如果来，当秘书长是最好的切入点，第一我比较熟悉董事会层面的世行，第二，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你，第三可以对银行有全面的了解。我会认真考虑的，但要看我们国家的态度。"
第8节：去世行任高职(3)
就在这时，北京的答复也来了："可以考虑。"
1995 年 9 月，沃尔芬森按计划访华，在与朱?基副总理和时任的财政部长刘仲藜见面时，他分别单独地向他们两位提出了我到世行任职的问题，两人都表示同意。就这样，我由中国执董转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的事就定了下来。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沃尔芬森邀请我出任秘书长的时候，有人提醒说，早在 1976 年，当时的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曾经列过一个规定，凡是执董转任世行职员，必须"冷却"一年。也就是任何执董在离任一年内都不能到世行任职。沃尔芬森为此专门与世行的法律总顾问埃及籍的希哈塔协商，总顾问的回答是，这个人如果是章晟曼，能办成；你可以要求一个"豁免"，因为他在执董们中的声望很好。
沃尔芬森还不放心，又去找董事会的两个召集人协商，一个是沙特阿拉伯的执董，一个是荷兰的执董，他们都表示支持"豁免"。荷兰的执董在离开行长办公室后，还兴高采烈地径直跑进我的办公室来表示祝贺。
1995 年 11 月 1 日，沃尔芬森正式向执董会宣布新搭建的世行七人核心管理团队，我以副行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在列。从这一天开始我成为了世行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东亚人，也是当时世行史上最年轻的副行长秘书长。沃尔芬森在任命通知中特别写道："众所周知，章的任命与 70 年代麦克纳马拉行长的一个规定有冲突，此次我与执董会进行了沟通，作为一个特例给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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