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用典虽说妥贴，不过是为了表达首句的意思而已：人生祸福茫茫，不可预料。早些急流勇退，就像先知先觉，可以避开祸患。试想，朝中百官全都避开宦竖，躲开祸患，那么，朝廷将会怎样？这些宦竖岂不更要横霸嚣张吗？对白公这种态度，商隐断难苟同！商隐赞赏刘从谏。他的三次疏章，使宦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义山兄说得好！白公事不关己，明哲保身，是要不得的。
我也支持刘从谏。”
九郎表示支持李商隐。
七郎也向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好啦！我们不投票推举谁好谁坏。再看看牧之的诗吧。
我再吟一首好不好？”
“不必吟了。八弟，你觉得牧之兄把李训郑注统称‘二凶’，在《李甘诗》和《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专门攻击李训郑注两人，似有偏颇，不够公允。”
“七哥说得对。李训郑注想为君铲平阉竖，清君侧，是对的。可惜他俩情锐而气狭，志大而谋浅，未能成就大事，反为阉竖所害。两者相比较，商隐以为首恶者当为阉竖而不是李训郑注。然牧之兄素号刚直有奇节，又自负有经天纬地之才略，为何要颠倒黑白？屡次作诗抵斥李训郑注，而为阉竖张目，岂不为天下笑？”
“义山弟，你有所不知。牧之兄一贯嫉恶如仇。他与李甘、李中敏最为交好，文章之趣向也大率相类。当年他们同为谏官，都怀有嫉恶之心，故而相继上言劾奏李训郑注，极论郑注不可为相。因此得罪李训和郑注，李甘被贬封州，李中敏被贬颖阳。牧之作诗抵斥李训郑注，理所必然。”
七郎把这段故实概括说明后，李商隐仍然对杜牧有所不满。极言抵斥李训郑注，岂不令人产生牧之有附会仇士良之私情？阉竖之恶胜于李、郑；李、郑铲除阉竖，尽管有私心有野心，但是，无论怎么说，首先是想为朝廷除一大害，尽管失败被杀，其功不可没。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
令狐楚坐在一旁，边饮酒边听着他们的争论，细细品味，白公之诗是隐者之诗，超然物外，冷眼看甘露之变，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没有卷进祸患旋涡中。
白公六十有五，而自己却七十有一。自己为什么还不归隐山林？为什么还要与阉竖为伍？为什么有生之年有益于人之事甚少？有益于家国君王之事甚少？……他独坐自责，潸然泪下。
“父亲，您这是怎么啦？”
九郎惊问，七郎八郎和商隐都扭过头来。令狐楚挥挥手，道：
“宦竖遮天蔽日，满朝文武不断遭受折辱，皇上躲在深宫中，以酒求醉，赋诗消愁。有一天，皇上偷偷吟了一首诗。诗曰：
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皇上现在想什么？我们作臣子的谁不知道？可是，谁又能替他办得到呢？杜牧抵斥李训郑注差矣。李、郑知道皇上之‘意’，并施之以行动，为君王铲除阉竖，不该受谴责。有人视李、郑为奇士，这话不错！你们想想，吾辈庸庸碌碌，徒食皇粮而不为君王分忧，空谈是是非非，与李、郑二人相较，远矣！”
李商隐非常吃惊，恩师竟然完全反对杜牧兄诗中所言，而称赞李、郑二人，他迷惑不解其意。
七郎和八郎也面现疑惑，不同意父亲的意见。
李商隐默默沉思，心里琢磨恩师的意思。恩师是因皇上受制于阉竖，而自己无能为力，才对李训郑注生出同情和赞扬，他俩不是“巨凶”，阉竖才是“巨凶”。恩师这种意见也有对的一面。
甘露之变，皇上是知道的，皇上所希望的就是除掉阉竖，这是皇上的一大心事。但是，李训贪天功轻举妄动，没能成功，反而被害。
把李训和郑注说成反叛朝廷，不是事实，这是阉竖迫害、屠杀李训郑注等大臣的借口。而杜牧恰恰附会阉竖的借口，把李训郑注说成叛逆，这是仇士良最喜欢听的。
恩师的观点是对的，他站得高看得远，看到了事情的本质所在，这是自己所不如的。李商隐想着想着，对恩师油然生出无限敬意，是前所未有，是今生今世不能忘却的。
李商隐全传--第十章 情痴崇让坊
第十章 情痴崇让坊
一
几天来，李商隐一直在思索甘露之变的是是非非，想着恩师含泪而讲的话。
一个老忠臣，为李氏王朝效忠一辈子，临到晚年，看到朝政日非，阉竖揽权霸政，那比挖他的心还要痛苦百倍！
李商隐想起那么多朝臣被杀，那么多无辜百姓被杀被抢，受到迫害，心里就有一股火窜跳出来，难以抑制，使他坐卧不宁，如同中了邪，染了病，于是提笔写了《有感二首》诗。
他拿起第一首诗，高声咏唱一遍，为李训等人之死，抒发深深哀惋之情。原本要诛灭宦竖，结果却为宦竖所害！“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大批朝臣都上了登记死人的名册，残酷被杀，京都充满恐怖。
第二首诗，李商隐对阉宦给以强烈遣责。“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仇士良等人把皇上劫回后宫，然后凶相毕露，拼命反扑，屠戮大臣和百姓，其状惨不忍睹。“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诗痛切地指出，皇上起用李训而不用“老成”持重的大臣，是实现不了“清君侧”的重任，这是用人不当。指出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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