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船的故事
桂民海
十八世纪，中国广州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欧洲各国纷纷派遣外洋大船，前来广州贸易。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一百三十二船次前来中国贸易，对瑞典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起到了巨大作用。瑞典重新建造的古代贸易船“哥德堡”号今年十月二日从瑞典哥德堡出发，前来中国，预计明年六月到达广州，重温三百年前的贸易盛况。相信“哥德堡”号到中国之后，在广州上海停留开放期间，将掀起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条》，正是为“哥德堡”号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作出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注脚。
本书既是严格的信史，又是生动有趣的文学故事。书中的原始资料，均为第一手的的古瑞典文档案和雍正朝宫中档案，通过这两部分档案的互相参比和对照，全面地揭示了雍正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首次到广州贸易时的历史背景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故事说的是公元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一条外洋大船到港，由广州的重要洋货行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充当保商。到港不久，瑞典首席大班就受到粤海关监督，二品顶戴的满洲大员祖秉圭接见；不料事隔几天，这位广州贸易的最高官员即因为贪墨而被明旨锁拿。同时广顺行的陈寿观和裕源行的张族观两名行商也被羁押审查；在广州贸易的外洋大班，纷纷趁机向广州总督衙门告状，要求免除百分之十进口税。一时之间，广州城内外，风云变幻。
《雍正十年：那条》第一次向世人解开了广州贸易之谜，以翔实充分的史料，首次提供了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以及陈寿观、陈芳观、张族观、陈汀观、黎开观等一批重要行商的历史事迹，在中外历史记载中，尚属首次。本书也以严格的治学态度，首次揭示了广州贸易中重大的保商制度，船只丈量仪式等规则的来龙去脉，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广东十三行的模糊认识。本书更以故事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雍正十年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祖秉圭惩办孚德行的行商陈芳观，反被陈芳观一状告到北京，因贪墨被锁拿事件，洋人三次告状事件等等，使得这些历史事件栩栩如生。
虽然是严格的信史，但是由于资料充分，叙述轻松，笔法雅致出，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完全是一些引入入胜的故事。可从容读之，毫无历史著作的深涩呆滞之感。尤其是明年六月，当那条重新建造的瑞典船“哥德堡”号驶入珠江，并且在广州上海停留开放半年供人参观的时候，一系列的问号也随之产生：这种载重近千吨，船员上百名的外洋大船，当年到了广州，是怎样和中国的官府打交道的，怎样进行贸易，从谁手中购买货物，洋人在广州怎样生活，待遇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从未解答，也不是重新造船的瑞典人可以解答的。本书正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些历史答案的有趣读物。
“历史有什么用？”
——读过《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虞晖
合上《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孩子的问题：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就是历史学，当时的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历史学的唯一作用和任务就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后来继续上学又上班，改了其他专业方向，纯粹的历史便越来越成为工作间隙茶余饭后的东西，但却也是越来越离不开的东西。偶尔闲下来，我会想，历史于现在的我，究竟有什么用？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提出的。布洛赫在稍许的迟疑之后这么回答，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只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销魂的爱好，是兴趣聚集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所以，布洛赫谆谆告诫：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不晓得阿海是不是也很赞同布洛赫的回答，但他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历史的这种功能。
雍正十年，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现有的历史文献也没对这一年投以特别的关注。但这一年又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年份。双方社会发展大体持平，相互贸易稳步发展，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尤其是，向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瑞典也在这一年派了艘船来贸易。这艘船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后者是瑞典历史上迄今为止赢利最好的公司，在其运营的75年间，近98%的亚洲航次是来中国贸易，对双方尤其是瑞典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但瑞典商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双方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专门的详细的记载。阿海的目光投向此处，用这条瑞典船作主线，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同时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
阿海从中瑞两方不同目的和主题的历史记录中寻找资料，从坎贝尔的《航海日记》，到郝玉麟的《广东通志》，从歇尔博格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许地山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相互印照，仔细拼合，详加考证，据实以录。完善的研究让他有充分的自信：他所挖掘的东西，“属于严格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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