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
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
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
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导她：“您怎么能这样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得活好长时间呢。”
妈说：“是啊，谁不愿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
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练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
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
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嗬嗬的傻姑娘？
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天生成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害了我、甚至卖了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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