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母亲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当时就指点迷津他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0一医院和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机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沙洗的丝绸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荫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黄胆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太容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蹲坑。她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紧张他说：“算了，不解了。”
52书库推荐浏览：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