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们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 “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母亲做的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母亲患了黄胆性肝炎。
我赶紧把母亲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我正准备在她生病期间，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只好丢下母亲一人住在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要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胆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传染上黄胆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人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她还是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气闲定地围绕着妈，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她的一张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她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把全身的劲都使光了的妈呢？
母亲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2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速得让人感到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52书库推荐浏览：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