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她扔了，“一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她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她就盼着午饭。因为在我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弃和我相聚的，哪怕是几分钟的机会。
她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吧？”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的很。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
她对我的已然算不了什么先进科学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她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在这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嘛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力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须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无穷追悔。
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她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果然看到了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对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的自豪，以及对我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可能会给她极大安慰的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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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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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她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她这述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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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0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很快会再来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更可能是妈的垂体瘤，那时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就连我和先生在她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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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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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都说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她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这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她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52书库推荐浏览：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