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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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
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
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
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
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
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
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
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
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
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
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
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
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
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
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
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
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
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
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
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
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
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
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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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
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
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
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
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
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
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
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
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
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识
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的李文汉吗!
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
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
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
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
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
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
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
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回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
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
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
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打成右派，有一篇竟
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
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比美的：商店鳞次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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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
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
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
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
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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