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
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
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
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
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
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
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
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
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
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
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
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
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
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
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
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
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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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
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
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
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
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
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
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
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
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
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
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
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
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
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
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
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
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
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
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
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
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
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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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饿死的。
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
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
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
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
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
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
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
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
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
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
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
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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