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离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她的出生地，位于汉口六渡桥的王家后花园了。
1949年3月，赵离出生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里，父亲叫王德利，在省教育厅作一名督导员，他早年间在乡下老家做粮食生意，后来到汉口发展，依靠一个在省政府作官的同乡的关系，谋得了这个位置。他不懂教育，他谋得这个位置并不像当时社会名流那样为了教育救国，而是为了他更好地经商办厂。他办的印刷厂是当时省城最有名的工厂之一，在汉口六渡桥，他的两家店铺占据着最好的地段。督导员是一个闲差事，但只有社会名流才能有资格担任，这恰恰为他跻身上流社会提供了便利。平时他无需到任视事，正可以有时间经营他的店铺和工厂，名利兼收。不幸的是抗战爆发，武汉保卫战失败，父亲一路狂逃，在宜昌时遭遇日机轰炸，下船爬上了一辆军车，竟然鬼使神差流落到陕西，在西安做了一名寓公，留在武昌、汉口的工厂和店铺也被日本人征用，他的如日中天的生意也被中断。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父亲才回到汉口，虽说同省政府失去联系多年，但他在抗战期间所表现出的气节，还有黄灿灿的金条却受到当局的青睐，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工厂也没有作为敌产没收，而是发还了他。抗战结束，民主建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父亲作为实业家也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短短两年，生意竟如同铁炉鼓风，越烧越旺起来。
父亲此时已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是早年间在乡下娶的，生有两个儿子。二太太是在西安作寓公时娶的，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陕西女人，有着一张圆圆的赤红脸和两只硕大的乳房，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很能干的角色。但肥地未必有好收成，她嫁来赵家多年，父亲一直在努力同她生孩子，甘露频降，却寸苗不生，她因此对所有会生小孩的女人怀有刻骨仇恨。赵离的母亲万没想到，在她还没有来赵家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仇敌。
父亲这时已年过五旬，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在家庭也同样雄心勃勃，他需要有更多的孩子来做他的帮手，继承他的事业。而且他的两个太太也很使他不中意，大太太是乡间的小脚女人，安于居家小事，闲时只知道烧香念佛；二太太虽然是城里人，但心胸狭窄，一味敛财，而且常常表现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他早晚出入社交场合，需要一个才德品貌俱佳的夫人，这时他便把眼光投到母亲的身上。
母亲叫赵品书，是武昌大学附属中学一位教员的女儿。她的父亲也就是赵离的外公早年曾在国外留学，可是时乖运舛，长期得不到社会重视，只好屈身在中学里教书，赵品书的母亲是苏州人，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就已去世，父亲立志不娶，把对妻子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赵品书不仅长得非常美丽，且天资聪慧，读书常能过目不忘，尤其是从父亲手中学到一手好丹青。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会，当时这样的女孩也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不是有了突然的变故，赵品书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品书上高中那年恰好十七岁，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她父亲在下学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军队的一辆军车撞倒，从此赵品书成了孤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穷教员，死后没有为女儿留下一点财产。赵品书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退学。可是她是那种志比天高的女孩儿，她要完成她的学业，像她所倾慕的现代女性一样，能为社会造福。于是她在报上登出了启事:有能供给她继续读书者，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这份启事只有指甲盖大小，连报社编辑也把它当作一个恶作剧来看待，但却被王德利在一张包点心的破纸上慧眼发现。于是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成了教育厅督导员兼印刷厂老板的第三房太太。
在六渡桥赵家宅第里，赵离一共生活了六年。等到她童蒙初开的时候，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对那个有着好几进大院子、主仆十几个人的封建大家庭，赵离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她对家中的许多了解是后来通过母亲赵品书的口中知道的。赵品书出嫁以后仍然在中学里读书，只有星期六才回到府里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离出世。
本来赵品书要等到赵离长到一岁再回到学校念书的，可在赵离还没有满月时，汉口就解放了。
赵品书在解放后面临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同王德利的关系。王德利有三个妻子，可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他只能拥有这三个妻子中的一个。王德利在解放后作为民族资本家仍然拥有对工厂和商店的所有权，尽管他曾当过督导员之类的官。按照他的意思，当然是要同赵品书一起生活的。但是赵品书坚持离开了他，她对政府的干部说:“我的日子还长，现在是新社会，我不能只做一个资本家的太太。我要参加工作，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赵品书后来实际上只工作了短短几年，她在小学教书期间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看到什么都觉得肮脏恶心，经常在上班时吐得一塌糊涂，无法胜任工作，不得已辞职了。赵离记得母亲赋闲在家的那些日子，总是伏在长案上画画，画完一张画，就挂在墙上细细端详，然后送到园子的一角烧掉。不画画的时候，母亲就在屋里擦擦洗洗，甚至钻进床底去擦拭不易看到的地方。她每天都要洗澡，哪怕是三九寒天也不例外。她不允许家里和身上有一丝灰尘，否则就会觉得屋里有什么异味而烦躁不安。由于有了这种奇怪的病，母亲一生中当然不可能再同别的男人结婚，她不能容忍别人进入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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