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案子是刘良主持的。
其次，茶室厨房的扩充部分，原是属于邻居法国人的产权。法国房东也和我们起了纠纷。我与他商谈几次之后，他们才算作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茶室房子也在这时候出了问题。房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不顾锦江职工的职业和生活，写信来要收回房子，逼得厉害，经多次交涉，其负责人仍然态度强硬，架子十足。说什么抗战复员归来，要收回房屋做办公之用。
这封信口气很大，既搬弄民法条文，又口口声声以胜利者自居，说他们在房屋问题上有优先权。我迫不得已，请律师刘良回了他们一封信：“敌伪时期，你们并未停止工作，是伪政府管理下的文化团体，根本谈不上复员不复员。在战争时期，尽管茶室生意清淡，却从不欠租。目前房荒，顶费又大，迁移店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尚希原谅。”这封信去后，双方僵持了一个时期，后经罗叔章同志出面调解，我看在调解人的情面上，同意给房东一笔款子，和在同街上另租顶几间房子交换使用（共花钱多少，确数不记得了），并重订租契，为期十年。这样茶室才算免于迁移，职工才免于失业。可是，经整顿刚刚恢复元气的锦江，因此事，又一次受到经济上的打击，资本周转又欠裕如了。
茶室房东要收回房子的事发生当时，曾引起许多友人为我抱不平。我除政治上的敌人外，对任何人素不愿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何况这文化团体的一些负责人是进步人士。我虽然在困难中支出了一大笔款子，但却换得了十年租赁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好以阿Q的精神而自慰。
经营锦江的漫长岁月中，在法律上的纠纷全靠刘良律师义务地热诚帮助，这是我应该深深感激不忘。至于罗叔章同志当时对于这件事的大力帮助、调解，我亦深为感谢！这些事情，皆为旧社会造成的历史。
三、交易所的滋味
由于上面二事，造成了地下印刷厂经费的困难。使我后来在经济上，不得已产生了妄想，投入上海大陆商场交易所（此处是总交易所的分所）的股票市场赌博，弄得输钱负债。事后我很懊悔。股票交易所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黑吃黑的地方，明知故犯。怎么能在这危险的地方来赌运气呢？真是胆大而糊涂到极点。只好以吃一堑长一智，自我安慰。
人们创办股票交易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资本的流通，发展工商业。但不少投机人物，却利用股票行情的涨落，买进卖出，赚取中间的差额利润。在一般不知内幕的人们看来，这是个能使人在转手之间发财的地方，致使交易所每天都是人们涌进、涌出，人声鼎沸……。殊不知其中黑幕重重，布满了吃人的陷阱。一些达官巨贾利用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掌握的金融、军、政内幕消息的人，勾结起来，弄虚作假，操纵行情。有时明抛股票，操纵价格下跌，使人们怕再跌盲目地快快抛售，大人物则暗中收购；不久，他们又使价格上涨，遂就捞进很多；有时又故意大肆买进，造成价格上涨！人们因看涨，又盲目地高价收入。殊不知，大人物是明收暗抛，不久价格又下跌了。于是许多人在一夜之间破产、跳楼、投江，造成种种人间惨剧！
四、锦江险遭金元券的吞没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在这次内战中，据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高达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赤字惊人。只好增发钞票度日。在1946年12月，“法币”发行额是三万八千亿元，比抗战胜利时膨胀了约八倍。“法币”如此滥发情况下，物价以大米为例：同年6月15日，上海大米批发价，每担一千一百万元，较1936年每担十元，上涨了一百一十万倍。到1948年5月，上涨了六十六倍。抗战八年，一般物价平均上涨一万倍。
物价上涨已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经济已面临破产边缘。同时，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眼见大势去矣，遂在迁往台湾的前夕，即在1948年8月19日，政府公布废除“法币”，言以有充分金银准备的“金元券”代之。于是“法币”信用破产，大家抢购实物。“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赤金十两兑换“金元券”二千元。美金一元换“金元券”四元。政府还下令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元券”者，枪毙；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
此外，还用种种恐吓手段，说什么他们有自动指金针仪器，金子藏在哪里，针就会指向哪里。当时，人人心惊胆战，上海社会立时被笼罩在恐怖气氛下，人民怨声载道，倾家荡产，惨遭祸害的不知多少人。
银行每天按照布告故意规定的六十个号码，有门路者则可由银行内部兑换。记得当时那张中央银行兑换金元券截止8月底为止的布告出来后，气氛更加紧张了。8月30日那天，地下党联系人田云樵同志来家告知，有些金子、美金（详数记不得了）要兑换很难挤兑，规定限期只有两天了。指示我设法兑换。我也着急，日期逼人。
我愁思之后，就去向“中国银行”内部说情，某经理（姓名忘了）说：“董先生，兑换银行每天只规定六十号码，今天我们的号数全换掉了。”说后，拿起电话向中央银行问后告诉我：“中央银行说今天没有号了。明天给你留个号，你早点来，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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