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为要国璋女增加见识受教育，特地带她同去看看。换掉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位约七十岁的老翁，手里托着约五六寸长，三四寸厚的一只金元宝，向柜台上人员说：“这是我祖上三代遗留下来的。”我们看了听了，不禁一阵心酸。
我回国后，锦江经过一番整顿，元气恢复，创办印刷厂、进出口公司等等，正在需要继续抽出资金资助地下工作，又逢金元券的危机。当时政府的法令规定：店铺、厂家只允许有两个月的存货。我从政治、经济上去估计金元券的寿命，认为最多不过三五个月。金元券贬值、崩溃后，通货必然膨胀，则抢购的局面必不可免，届时厂家、店铺实力不足者，不知会倒闭多少。想到锦江的前途，想到地下工作需钱，职工今后的生活，国外孩子们的教育费用等等，寝食难安，锦江处于如此险境，不能不动脑筋。
当时，我的办法是：借进金元券囤积货物，一俟金元券贬值、崩溃，我再将存货卖出少许，就够还清欠债。这样决定后，就断然采取冒险挽救锦江的紧急措施；
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元券，冒险国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用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地在半夜里做好两套账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记得，有天晚上，我觉察到账目某处尚有漏洞，翻身起床穿衣，再开车到店和会计李先生俩再次修改。我当时横了心，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死活成败在此一举。
说来好笑，一切准备妥当后，我遂在1948年9月12日乘飞机到北平游玩。临行，吩咐助手胡芋如，若在9月底金元券有变动，即拍电告我。于是我就静待其变。就在这时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巨大规模的辽沈战役，首先解放了锦州，接着势如破竹地解放了东北全境。到9月25日，接到锦江胡芋如来的电报。当我返回上海时，上海市面乱哄哄。金元券失败后，又开始什么银元买卖。开始有卖银元贩子。银元分大、小头，所谓大头者便是袁世凯像、小头是孙中山先生像，售价不同。搞得人心惶惶，而当局还到处抓捕银元贩子。有天，我由家出外，到亚尔培路、霞飞路（现陕西南路、淮海路）口，见一个银元贩子跪在十字路中心，据路人说挨了巡警的打……。
唉！谁之罪？！买卖银元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倍加猖獗，直到1949年10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被打击之后，才收敛的。
至于金元券到1948年底，四百六十元买大米一担，不久又涨到一万元买一担了。
总之，金元券出世仅几个月，就此寿终正寝。
这是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去台湾前的最后一次向人民演的一场好戏留念！
今天海内外同胞们殷切地希望国共能第三次合作，从而统一祖国！而我今天却叙述这些事情，也许有人会听着不顺耳而感到不快，但这已成历史。历史是无法否认的、无法磨灭的。
由于我煞费一番苦心，两店总算是没有在这一惊涛骇浪中遭受没顶之祸。这是锦江从创办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险。
五、所谓“应变费”
其实，国民党政府在从大陆退去台湾时，向其下属们发了大批应变费，对象不是根据地位官职、交情，而是根据对其本人喜欢不喜欢，需要不需要而决定。拿应变费的人，就拼命抢购金条，有的“中委”买进上百条；有的买进十几条；有的却连路资都拿不出。同样“中委”，却肥瘦不齐，近水楼台者，总能多捞些。当时，社会上特别混乱。记得从南京逃上海转广东的人，想在旅馆开房间，没有门路，没有大量的钱，就没法落脚，只好去和茶房、有交情的朋友设法。因为旅馆全部客满，很难找到空房，旅馆每层楼的茶房便趁火打劫，自己先吃进几间房，然后暗中高价出租，趁机发财。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金元券”时期，我冒险为锦江两店采取了紧急措施。同时，有家承包锦江洗涤活计的“徐林记”洗衣作。可怜的一家老、小连职工二十多人，眼看受到“金元券”的灾难，快要停业关门。当时我把拆来的头寸（就是钱）转借一小部分给该店主持人囤积些肥皂、煤炭等。因此，当“金元券”崩溃，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的时候，该洗衣店总算和锦江一样未曾倒闭。因而徐林记得以培养几个儿女成长为技术员。有的入党，做了国家干部。他们都遵守父亲临终遗嘱——不要忘记董先生的恩情。每逢年、节日总是带些礼物来看我。迄今，常有信来问好。不像有的人，我对待的恩情胜过徐家百倍，反而要整我、害我。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有如此的差别。徐林记主人及其儿女能体会到这种虽属绵薄之情，亦如泰山之重。这是由于他们的出身贫苦，双亲教养分不开的。
第二十九章 回国后的地下工作
一、和杨虎的一次谈话
从菲律宾马尼拉回沪后，在整顿店务期间，边找党的关系联系，边主动地做些工作。大概在1945年2月，杨虎亦在上海。他知我回国，有天他来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家里探望，我见他坐在沙发上面带愁容，神情苦闷，思想上有矛盾吧？我乘机和他谈谈局势，暗示他：该分清局势，看重自己的前途。我还说：“像你这样的地位，资历名望，完全可以为国家、老百姓多做些有益的事。”当时他点点头。我未敢深谈，怕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但他已经说：“我只知道你对企业有兴趣，不问政治，想不到你把局势分析得很清楚。”“这是由于爱国心关系，中国人嘛！”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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