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森（尊记）印务局经营一年有余，我对所有承印的杂志、书报社的支持是全面的，他们经费都相当困难，有的几乎全无着落，在这一较长的时期里，协森的经济周转全靠锦江川菜馆、茶室随时调拨资助。在协森承印的七个出版社中，协森经常代垫纸张，印工都在出版后偿付，由于杂志销售结账有困难，如《生活知识》等的赊欠账款，在协森歇业时都没有偿付，就作为坏账处理了。
生活知识社经济困难，工资都发不出，我就在暗中资助、贴补。上海书屋（主持人杨叔敏）出版销售的《新音乐》（主编李陵）在协森承印时，我们主动降低排印工价以帮助《新音乐》降低成本。
《新音乐》为《黄河大合唱》（抗战胜利后上海是第一次出版）出了专辑。
《新文化》用转载的方式，全文刊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战后第一次登出。这在蒋管区上海传播解放区文艺、理论也是第一次。
为了开通发行渠道，由戚原和书局曹某与程克祥合作，由我资助在哈同路（现名同仁路）开设中苏文化书店。又向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投资。1947年形势逆转，国共关系紧张，当时苏联大使馆向地下市委宣传部姚溱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未经苏联方面同意擅用“中苏”名义，甚为不妥。根据当时局势与有面目不清的人常到书店鬼混等情况，我们主动收回了书报联合发行所的投资，关闭了中苏文化书店。剩余的书籍全暗藏在上海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我家里的汽车间里了。
1946年下半年，内战从关外打起发展为全面内战。11月国共关系破裂，中共驻京、沪代表办事处先后撤回延安。上海局势日趋严重。国民党对舆论、民主的压制，日渐公开化。
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张登（又名沙文汉）等，专门研究了“协森”面临的问题，认为地下党的书刊、杂志太集中于“协森”一处。一旦“协森”受到打击牵涉面太大，很不安全，为此相应采取了分散措施，《人人周刊》、《新文化》先后停刊。《时代学生》、《生活知识》都离开“协森”到“富通印刷厂”、“艺文印刷公司”等处印刷。到1947年春“协森”已只剩下一个中国灯塔出版社的“灯塔小丛书”，这时程克样已离沪，灯塔出版社实际上成了印刷厂的出版社，小丛书印好后有人来取走，实际上转入秘密发送。
内战全面大打，“协森”处境不利，嵩山路警察局特高科长（戴笠的徒弟）借故到“协森”找经理谈话，种种迹象表明，“协森”已不宜存在下去了。
张执一同志根据得到的情况判断，经研究决定将“协森”停歇、转移，开设股份有限公司。把印刷厂办的更大，表面上为纯商业性质的企业。并以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六、增资开办美文印刷厂
继后再从锦江抽资和协森卖得的五十两黄金，以及外股约共八十多两黄金，盘人福履理路（现名建国西路）六十九号育才印刷厂的全部生产机器设备。改名“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大约在1947年8月正式开业，公开经营。投资股东记得有蔡秉樵、柴俊吉、伍维武、陈文理等，田云樵代表党也投资五百元（当时币值）。在协森的骨干人员胡大章、杨志清、老工人陈蔼根、学徒余诚忠、陈林泉都转来美文任职。
“美文”突出商业性质，按党的领导指示尽可能办成灰色，但我们也为张自忠将军印了一册画传，再版了鲁迅著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书。为作家书屋再版了《谁之罪》、《红与黑》。这些书一般都是文艺创作，政治色彩不像协森所印的书那么红。
我们请了股东陈文理兼任经理（陈文理是上海滩上仅次于杜月笙的黄金荣的账房）管理工厂业务。“美文”的工人职员大都任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有的在地下市委任策反委员。有的任省委政治交通。有的在晚上主持工人业余夜校。都以“美文”
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
地下党工委时常有秘密印件交来印刷厂秘密排印，在协森时期，工委纪康同志交来上海工人协会（前身为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的《反对内战对时局的宣言》、新华社稿《驳蒋介石》、《南通惨案真相》等。在美文时期印书车间领班黄鸿泉（即王炳坤、地下党员）代地下印刷工会印大东书局罢工经验总结等。这种秘密任务以及“三八”妇女节的的宣传品，是在美文每天下班后，在夜间继续印刷的。
上海解放前夕，钟沛璋通过田云樵关系送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为迎接解放的重要传单，亦在美文印的。
《灯塔小丛书》打成的十四本小册子的纸型，在协森、美文停业后，由地下党将纸型送往香港印刷出版后运到内地，最远发送到哈尔滨。小丛书实际上是党的整风文献，其所起的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
美文在1948年初因营业不佳亏损严重，而按当时内战越演越烈的形势，印刷厂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故而停业的。
在解放前半年左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注意到了我与协森的关系。曾在内部发出通缉令，想逮捕我，未果。
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凭记忆开列如下：
董事长 董竹君 营业员 戚原
总经理 任百尊 排字房领班 陈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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