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看见三四个常来我家的年轻人，围着客厅的餐桌，也在谈论社会上人心惶惶、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也把刚才在路上看见的事告诉了大家，他们都摇头叹息。有个小辈叹口气说，这有什么稀奇，每天都这样。即使曾参加过长征的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上街游行示众。总之，不管职位高低，老干部、知识分子……，要统统打尽杀绝。又说，红卫兵抄家劫来的东西，包括文物和金银财宝等等，大部分缴公，一部分吞入私囊。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从一个红卫兵衣袋掉出了金条。大明儿家的斜对面大楼顶层成了仓库，堆满了抄家物资。他们在西郊还设有俱乐部，每天就去那里喝酒、跳舞作乐，跳舞时竟以受害者的惨叫和哀啼声的录音作为伴舞的音乐，还乱搞男女关系。简直丧失人性，天良尽泯。
我正皱着眉头，黯然不语静静地听他们的讲述时，一位好朋友来看我，一进客厅就把帽子从头上取下向沙发上一丢，问我们谈什么？我说在谈论红卫兵怎样凶狠毒辣，无恶不作。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两肩一耸，右手捂着嘴巴，瞪着两眼，四扫一下后，也插嘴进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他们还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备有各种刑具，对人随便审问、关押、监禁、拷打，酷刑整死。听说某部长年已七十左右，却被他们用长钉钉人头顶心而惨死。男女老少上吊、跳楼、投河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夫妇带着孩子全家服毒或开煤气自杀。这些人一定感到死了比活在人间强。
人们整天整夜，甚至每分钟都浸沉在朝不保夕的恐怖气氛里。”他说完叹口气，便在餐桌旁坐下，左臂搁在桌面，手托着下巴，仰头望外沉思。
每天来探望我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少，当谈到红卫兵的时候，无一不是两眉锁紧，左右张望，唯恐别人听见。他们带着激动、失望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轻声叙述。
我知道了这么多残酷的人间惨事，想到自己在沪时虽然也挨了批斗，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又想到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革命的成败、曲折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解放，为全世界和平运动起了鼓舞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现在呢？难道目前这些行为叫继续革命吗？需要这样做吗？我怀疑？我不懂！
一段时间，虽然人们的表情仍是紧张、惊慌、严肃、失望，似乎丧失了什么，但从表面上看平静多了。我的心情也安然多了。殊不知在10月下旬，朋友传来消息说，不得了外面又乱起来了。当时有好几位来探望我的小辈们在场，其中有一位是从天津特地来京看我的。大家问，什么事？朋友说，由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称“联动”出世了。大家问：“什么叫联动？”友人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分东城区纠察队和西城区纠察队，不知他们的目的何在？听说有些人趁火打劫，搞打、砸、抢，他们身穿草绿色全新的军装，戴着军帽，佩着新式手枪，有的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有的是崭新的自行车，排着队伍，整天在大街、马路上横冲直撞，显示威风，行人见了避而远之。交通警察见此情景也像僵化了的木人，不敢过问。”
三、避居和平里
“联动”上市，这使我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将钢琴和几幅书画（张大千、齐白石原作，后来都被北影红卫兵抄家取走开展览会吞没了），几件喜欢的家具迁移到大明住处。冬衣和生活用具捆成几个包裹，在大家沉重的心情下，互相告别祝福，带着包裹跳上三轮车。将三轮车的帘布挂上，包裹盖好，仅露出头顶，出报房胡同西口直拉和平里大明家。这时已是黄昏后，天色暗淡，下着毛毛雨，忽然觉得一阵寒意。路上店门严闭，街灯如豆，行人绝迹，阴暗恐怖。车到宽街时，只见前面一串绿衣车队在寂静的朦朦雨夜中迎面而来。三轮车夫声音发抖、轻声对我说：“啊呀！‘联动’来了。”我也很细声地告诉他：“不要害怕，蹬快些。”事实上，我也吓得心只是跳。一方面从帘内伸头向外窥探情况，另一方面打算遇到意外怎么对付。幸好他们并未注意我们，飞驰般地过去了。不知谁给他们如此作威作福的权利？
车到达大明住处的大门口，我和车夫俩解除了紧绷的心弦，互相含笑，透了一口大气。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
后来听说“联动”组织的东西城纠察队，在师范大学被一网打尽，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但老百姓都认为又刮了一个多月的妖风。
1967年春，我在和平里大明处住了一个多月。趁此机会，把他室内调整了一下：
连家具在内油漆、粉刷，布置一新。我的干劲十足，和瓦匠一起，跪在地上将红砖地上溅满的水泥细细地磨掉，做了好几天，也不知累。可见人若抱有希望，就能产生动力。我将大明的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恰巧1967年5月12日，大明结婚，这里便成为新房。大明和杭贯嘉在报房胡同家里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只有男女双方的家属和少数朋友。鉴于当时形势，一切从简，仅仅两桌酒菜是承陈思凯、柴俊吉二位掌厨的。记得为大明结婚，我去东单花店买了鲜花，乘三轮车在回来的路上怕“联动”看见惹祸，不知何故自己成了鼠胆。现在回忆起大明儿的婚事正是在林彪、“四人帮”上台的混乱形势下插缝举行的，在他婚后五个月，我就被关押了。
52书库推荐浏览： 董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