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正是盛夏酷暑，见局势如此，人心不安，大家都很纳闷。我邀大明、贯嘉、贯嘉的同学李承清等好几个人同去颐和园游泳，我们租了两条船，贯嘉及其他人在龙王庙下水，我和大明摇船到昆明湖中，湖内水深可以游个痛快。当时大明儿称赞道：“妈妈，你的仰游真不错。”
我最爱好游泳，当我仰望蓝天慢游，脑海里所有的烦闷皆随着两手的摆动和“哗哗”的水浪而消逝，内心充满清新、舒适、自由之感，令人忘记一切。在解放前，有时自己像孩子一样，边游边嘀咕指责大自然：“大自然哟！你为何不赐些恩惠给在深渊苦难中的人们！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你的恩惠而不愁吃穿，也不挨恶魔的侵袭？！这年我六十七岁。万没想到那一次游泳是我一生最后的一次。而今我已是九十有七的耄耋老妪矣。忆及此事，心往神弛，故记之。
四、大祸临头
北京的深秋，大气晴朗。香山的红叶和往年一样的美丽。但每日早晚已有寒意。
1967年10月23日这天，我和保姆俩打扫卫生，仅仅穿着棉毛裤，细毛线衫，橘红色粗毛线背心和蓝布衫裤。我俩把家具书柜等从屋的四边向中间移放，书籍、报刊堆满在客厅中间地上。到中午的时候，忽然有位朋友来访，对我说：“你老还有兴趣打扫卫生？局势并不安定，在不断抓人，全国政协委员秦德君和她的大女儿也被逮捕了，还有其他人……。”我听了大吃一惊。
打扫完毕，天已快黑。上灯前，保姆说：“我有些头痛。”我说：“你快回家休息吧！太累了。”她走后，我独自把自己能搬动的一些家具挪回原处。国瑛和她的女友去东屋厨房烧晚饭。大概在7点多，我觉得有些冷飕飕，正要换添衣服，忽听大门有人按铃，我出客厅，经过院子，把门打开，见是全国政协的人。这人带笑地说：“董委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你有空吗？”我想正在运动中，政协派人来，调查什么？我当然要高兴地回答：“有空，有空。请进来。”于是我带他进客厅，在餐桌南头近窗处坐下。他问：“你在大扫除吗？”我说：“是”。我将椅子移近他，面向窗外，我问道：“你有什么事问我？”他遂针对杨虎、田淑君、秦德君三人事东拉西扯地瞎问一阵，我当初就以为这人水平低，我说：“请你等一下，让我先去吃晚饭，吃完就来。”他说：“好的，好的。”待我吃完饭，从东屋厨房向客厅走来时，见他从门房过院进客厅。当时我未察觉到他做什么。我俩又按原位坐下。
我说：“杨同志，若无具体题目，无从答起。再说，他俩在政治上搞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至于秦德君事，昨天任富春（政协保卫科）同志和另外一位同志已来调查过了。我曾告诉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秦德君是民革（国民党革新派）中央委员郭春涛的妻子。当郭春涛、杨虎、王寄一在吴克坚（中共党员）同志领导下，到我原住上海迈尔西爱路家里二楼客厅开秘密会议时，秦曾随其丈夫一道来的。后来我移住上海愚园路时，他们也来开过会。秦德君在会后还在我家四楼借住过一宿。她早年就是进步人士。任富春同志等听了认为满意便离去了。”政协这位不速之客两眼看着我，微笑地细心听我讲述。我正要往下继续讲时，忽然听到大门被打开，我抬头一望，霎时如同天崩地裂，满院尘沙飞扬似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一群，好家伙！只见他们两脚三步地走进来，约二十多人，瞪着双眼、凶神恶煞地向屋子前后左右分散察看。这时候，来调查杨、田、秦事情的人，站起来归入这一群队伍之中。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作为前哨来探路的。“好一个阴谋”！顿时，整个家沉浸在黑暗恐怖的气氛中了。转瞬间，一些人闯进客厅搜查。另有好几个人包围着我说道：“你干了反革命勾当，好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规定你是知道的。”另外一些人则连声说：“快交待，快交待。”“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反问。这些人说：“她不交待，把她押到西屋去。”说着就把我押出客厅，与此同时，就开始抄家了。胸有成竹的国瑛女，向我要了开大柜的钥匙给抄家人开柜，端了一碗面条，边吃边进客厅坐在旁边随时回答他们要她回答的问题。
西屋站着好几个人，有些是在政协经常见面的，男男女女拉开嗓子厉声嘶叫：
“站住不许动！听着！赶快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你一句、他一语地指手划脚，向我头上、脸上、身上乱指、乱推、乱敲，强迫我“交待罪行”。“交待什么？”
我问。“你这人不老实，知道吗？你是两面派、特务、国际间谍、汉奸、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有无证据？”我问。“当然有。”他们还要继续诬蔑。我说：
“好了，好了，不必再说了，算我把世界上的坏事做绝便是。”“你还要狡辩，还要嘴凶，还不认罪。”其中一人说：“把她抓走。”众人都跟着说：“对，把她抓走。”于是，三五个男女将我从西屋推出。我出西屋，听得客厅里还在嚷嚷。我快步走上台阶，靠墙高声喊道：“他们说我是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我是示意给国瑛女，让她晓得我所蒙受的不白之罪。国瑛女同时也从客厅内放出高声：
“妈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穿着一身单薄衣服，连洗脸用具也未让带，被他们带走了。母女从此告别五年之久啊！我写到此处，不禁一阵心酸，热泪直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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