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世纪_董竹君【完结】(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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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扭转乾坤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各项政策路线的决议是伟大的、英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国家基础差,尤其在“文革”中被四人帮破坏得千疮百孔。人们在阶级斗争中,思想里亦被弄成了一片混乱,一盘散沙,如脱缰之马,迷失方向,不知所从。总之,问题成堆、成山,百废待兴。加之,爆炸性的人口猛增,在这样棘手的现实面前,任务是异常艰巨繁重。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智慧、能力、勇气去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为人民的幸福,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完成这个历史授予的伟大使命!

  三、出席公审“四人帮”

  审判反革命集团主犯十人。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各级干部靠边、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将近崩溃,集罪恶之大成,“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六十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同时,也是当年妇女运动上海妇女界人士之一,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人比黄花瘦,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十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对他们的审判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实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了,对被告江青指控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策划的阴谋活动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开庭,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但江青对罪行百般抵赖。江青像条断了筋骨的癞皮狗,被揪上来,拖下去,受害者的家属无不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叫,“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不管她怎么耍赖,在铁的事实面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判无期徒刑,其余依法判刑。

  四、见锦江新老职工有感

  1978年7月,我和儿媳杭贯嘉特去上海参加被害于“四人帮”的陈同生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寓“锦江”,承过去在地下工作时,共事的同志和有关的同志们,在“锦江”为我设宴,欢聚一堂。

  这次在“锦江”短短的十几天里,每天从早至晚不断地接待来探望者,除亲友们外,有“锦江”在职与退休的厨师、职员、司机、保姆,以及外面有过联系的同志,连日排队等候见我。又承在“锦江”的新老同志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临行时,又送两大盒点心,并附祝辞纸片,皆不完整的条子。我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纯朴、诚挚。对他们深厚的情义不胜感动,永难忘却。回京后,随意写诗二首以表谢忱!裱好,寄锦江办公室。现抄录于此:

  勉励

  三山压顶倾华夏,

  众志成城壮怀同。

  叠经烽火共舟济,

  四十余年锦江红。

  归来旧雨情深厚,

  继起奋发见群英。

  更喜除妖兴大治,

  携手共勉新长征。

  注:(从1935年3月15日起到解放,与职工们共同克服了时局的变化,使锦江的经营有所成就。)

  在我和儿媳杭贯嘉回京时,在机场上承市委、政协几位同志热诚地特来送行,记忆所及,在此一并深深感谢!光阴荏苒,转瞬已多年了,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五、赴美探亲

  赴美探亲一事,先追叙一下有关女儿们的概况。

  女儿们出国留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琼、国琇女于1945年底从菲律宾马尼拉回到上海家里,1946年1月初她俩赴美留学深造。国瑛在香港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肄业后,于1946年底,经华东局同意、中央批准去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国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47年,两人相继去美国留学。国瑛认为教育对中国最重要,故学的科教电影。国璋由西洋文学系转学了图书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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