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琼在美留学期间，有家专为音乐艺术人才演出筹划赚钱的公司，邀请国琼到世界巡回演出，名扬四海。她不愿做对方的商品而未同意。且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她的心情渴望着祖国早日解放。
1952年留美学生罗维东（现在香港有名的建筑设计工程师）追求国琼，曾写过两厚本的情书；有天，他向国琼求婚，国琼说：“妈妈培养我们学成回去为祖国工作，现在国家已解放，我们将回国了。”“我是广东人。”罗回答。国琼领会意思，遂成眷属。
她们都怀着雄心壮志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干一番事业。回国心切！奈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回国阻力很大。
女儿们回国工作、再去美国 全国刚解放，国瑛首先冒险潜逃回国。回国后，要求创办教育电影制片厂写了一个计划由王炳南交周总理批准。在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和政治部主任萧华领导下，她担任副秘书长（这时她是准团级干部），奔跑约二年多建成解放军教育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抗美援朝时，她在朝鲜战场上拍摄了《慰问最可爱的人》一片。风景片《西湖风景》（曾在捷克布拉格之春电影节上得最佳风景片奖，并替国家创不少外汇）、《苏州园林》，以及好些科教片。她早年参加抗日战争，走上革命道路。多少年来，她在工作上，一贯努力积极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举一小例：有一次，她参加于部下乡劳动时，她听大家在叫喊，她问什么事？都说：“一头猪掉下粪坑里去了。”她说：“把猪捞上来就是了。”说着，她跑过去，把大衣脱下，跳进粪坑，把猪拖上来了，还把大衣往猪身上一盖。在“文化大革命”中，她遭遇到难能理解的折磨。侮辱。但她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群众的冲击。
1978年她离休后，往返于中美之间，做些力所能及的外贸工作，为国家创收外汇几千万元，亦曾做过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曾得过乳癌幸而治愈。她早已离婚。
两个女儿，小昭、小琪由她培育，在美国成长，获得了学士、哈佛硕士学位。
国琇夫妇当年未得逃回，至今侨居美国，生一男，名小立。
国琼女于1953年秋，身怀七八个月的身孕，因不愿孩子入美国籍，不在美国分娩。夫妇俩设计，得到蒋介石派驻美国纽约“大使馆”发给去台湾的入境证。他俩持此证明离美，未去台湾却冒险绕道欧洲巴黎转赴日内瓦找王炳南。因为国瑛告知周总理此事，周总理通知王炳南（当时任波兰大使、中美谈判首席代表）帮助他俩返回解放后的上海。他们回到上海家不久，就生一女孩子取名小华。
国璋女亦于1953年冒险逃回上海，婚后生一女孩名小宏。这时期我们都住在上海复兴西路一四七号三楼两层公寓。这段时期，人丁兴旺，三代家人团聚，笑声满室、喜气洋洋。虽然孩子们在经济上入不敷出，而大家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乐融融地努力工作着。我难忘那段家庭的快乐。
国琼的小孩满月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罗维东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民用建筑教授。国琼与罗维东进校任教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受到学生们的敬爱，同事们的赞扬。可是他俩因关心校务建议颇多，触怒了校方，遂在1955年肃反运动时，夫妇俩遭受不同程度的折磨作弄，一级教授降为二级。两人顿时消瘦。
罗维东在工作上不受重视反被靠边站，什么会议都不让他参加。国琼则忍辱上班，仍然认真教课。
俗云：“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肃反运动过去，呜放开始，夫妇工作之余，还得参加鸣放运动。这时三岁多的孩子小华患严重的气喘咳嗽病症，每天靠床半躺着，小手捧着一只搪瓷漱口杯咳吐。孩子哭着不让父母上班。双亲急得焦头烂额，白天不得已，将可怜的幼孩交给保姆看护，依然早出晚归不停地工作。夫妇俩下班回来后，孩子的父亲罗维东给小华煎药，国琼就给孩子做这、做那忙个不息。为使孩子减少咳嗽气喘，夜间她跪在孩子床前，抚摸孩子胸部，让孩子舒服些，经常到天亮。我每问孩子病情时，国琼总是流泪不说什么。我住二楼，每天半夜还听到他们夫妇的脚步声，我知此情景，能不心痛、难眠！夫妇俩隐瞒家人（怕家人难过）将订婚戒指、照相机等出卖给寄售商店给孩子治病及贴补生活开支。后来孩子的病经中西医治疗无效，病情日趋严重。夫妇对小华爱之甚笃，束手无策。
经中西医说：上海气候无常，最好去广州或香港医治。最后，为救孩子小生命起见，遵医嘱罗维东向同济大学请假带孩子去香港治病了。
国琼送父女俩到广州。临别时，国琼在广东海关出境处站着，当罗维东抱着小华出境时，极其聪明的小华边跳边哭地叫喊：“妈妈呀！妈妈我们就是这样分开了吗？！”她母亲国琼边招呼，边泪如雨下、心如刀割。后来国琼回到上海和到北京工作时，每见路上有人抱着孩子，她总是上前去摸摸那孩子的小手并吻吻。我能体会到国琼是多么思念小华哟！那时候国琼在每晚入睡之前，总要走近挂在墙上的小华照片看一阵才上床。当时保姆告诉我的。我写至此，联想起他们仁人后来的变化，能不落泪！
父女俩到达香港，因其手头缺钱，经济上相当困难。此后，罗维东给人设计了一张建筑图，得报酬十几万港币！从此，生活好转。不久，他母亲由台湾到香港，分别二十多年的母子团聚。母亲指责儿子不该回大陆，认为这都是因为国琼之故，恨透了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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