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国琼在沪突然收到罗维东要和她离婚的一封信。晴天霹雳，国琼悲伤沉默，仍然每天去校上课。从此，每日深夜，我在二楼睡房总是听着她在三楼卧室，轻步踱来踱去。日见消瘦，我很着急，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反映，并要求将国琼凋京工作，免其触景悲伤。继后，由文化部夏衍老同意，国琼遂于1959年由沪调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任一级教授。当时正好我在北京，为她租了东城东总布胡同福建司营十九号，并亲自给她设计布置舒适的一间厢房来安慰她。
尽管对方催促，国琼坚决不离达三年有余。后经众人相劝与校方同意，遂于1962年秋去香港，先行了解情况。国琼在临走前一天下午，由学校回家，路经天安门时掉泪了，轻呼一声，祖国！（她泪面告诉我）我听了心酸。写此泪下！
国琼到港后，罗维东对待她除三餐外，不给一文。罗总是早出晚归，母子俩不与国琼讲话，极其冷淡！国琼冷静地观察，如此三年。三年后的春节，有天，友人邀约她去解闷玩耍，她在麻雀牌桌旁，听得玩牌女人在谈论：罗工程师和某航空公司工作的女人……国琼惊讶万分。次日她去劝阻航空小姐，对方不承认，罗维东则一口承认了。最后决议双方分居，孩子属男方抚养（那时男方有钱了）。当时国琼在菲侨桂华山老友执笔的分居单上签字后，昏倒了。
继后承桂华山好友接国琼住他家养息好久。那时，她想回国，正逢国内“文化大革命”。她在港教授钢琴，工作了一个时期，名著港地。但她既不习惯香港社会，又是触景生悲，不得已再去美国独自侨居至今。曾得过乳癌开刀治愈。当她到美国后，小华由港去美国念书，母女重见互爱互敬。现在小华夫妇俩对其母很是敬爱。
国球逃回国后经吴克坚同志安排（当时吴克坚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编译组担任英文法律翻译。1955年肃反运动中，主持运动的工作人员硬说她是美国国务院特务，把她关押在工作处，日夜用逼、供、信的方法审问达两月之久。我觉得时间太长，怕她经受不起，遂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通了电话。徐冰同志立刻去电话吩咐她单位即速释放，对方不理，继由彭真秘书长电话催放，五天后国璋回家，如呆子一言不语。我问她查问些什么？她说：“关照不要说的。”我说：“我是国家干部，应该协助弄清楚，你别怕，说吧。”她说：
“我在美国纽约读书时，当时国内与美国汇款已中断，家中不能兑款，我的生活费是靠半工半读，加上联合国给的补助费每月美金一百元。这钱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可领取，通过在读学校发给学生的，完全是无条件的对留学生的帮助。组织上硬说我是拿了帝国主义者的钱，一定替他们做事，并怀疑我带着任务返国的。”我听了遂将多年家书一小箱送去协助审查，后经弄清楚国璋无任何历史和政治问题始告结束。
从此，国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工作仍然积极，当时派国璋为首长作口译工作，以示信任。首长有周总理、刘少奇、彭真。国庆节招待外宾宴会及在中南海宴请外宾时，国璋均在座翻译。后来连升三级，工资由四十元增至九十元。继后，调北京大学任教，再去北京图书馆任要职，工资不变。
国璋因有幼女小宏和看护孩子的保姆，入不敷出时卖物贴补，有次将西服上装拿去东单委托行卖了五元，带回五角钱一块小蛋糕给小宏吃。国璋女生性好强，生活艰苦，从不求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经济困难，苦度生活，养育小宏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那时我手头亦不宽裕，有个时期我按月补助她四十元。
她响应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1958年2月大跃进起至1960年秋，她曾参加过三次，共约一年时间。她腰脊有病，我怕她不能胜任，但她病发回来后依然兴致勃勃。
继因婚姻问题，于1963年秋，带小宏女去香港与当地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广东人陈德健结婚。陈德健疼爱小宏如掌上明珠，几十年如一日，养父品德如此世上稀有。可敬、可佩！
因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难于返回，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任馆长，工作了一个时期。终于侨居美国任洛杉矶图书馆馆长。继后工作和研究文物至今。
当时，国璋带女儿小宏走时，事先我并不知道。有天下午外孙女小琪午睡醒来老哭，我哄她说：“小宏姐姐上学就要回采了，别哭。”“她妈妈带小宏姐姐坐火车走了。”我惊讶，立刻打开五斗柜，见小宏的抽屉果然全空了。我又气、又疼，病倒了两周。在病中张执一同志来家劝说：“国璋母女去香港是为婚姻问题，经统战部批准的。想开些吧，健康要紧。”并给我一封国璋女留给我的信。我无勇气拆看。
女儿们再去美国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关押狱中五年余。我和女儿、外孙女们像断了弦的乐器，十几年彼此无音声！在此漫长的岁月里，除在狱中五年里我将脑子真空外，经常为想念孩子们而梦醒。尤其是梦见国琼女弹练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她把曲子的内容、情节弹得烂熟流畅，扣人心弦，当她弹到主旋律时，我就边哼边流泪，甚至哭醒坐在床沿上流泪满面，有时离床，在室内踱步、喝水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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