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姐！……他们都在楼上整理行李，夏爷他们现在马上就要上船到日本去了！”
我来不及和他多说话，直奔楼上。进了房门，看见满屋子的行李和那些经常到我们那儿去的几位革命党的朋友。我不禁呆叫一声：“啊呀！若我来得晚些，你们都上船了！”从四川特地赶来催促夏爷去日本的大哥也在。夏爷突然看见我到了，惊喜地跑过来，一把抱着我兴奋地叫起来：“啊呀！你真的逃出来了！”旁边一位好心人给我披上衣服，我紧张地把他推开说：“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些话！我们赶快逃！
快！快！他们一定要追来了。”他听了就叫车夫阿二赶紧去喊几辆黄包车，我们都走，只让他哥哥留下。黄包车只顾笔直走，真叫人着急，我、就叫他们不要直走，赶快拐弯，免得后面追来看见。我们到了日租界的日本旅馆——松田洋行。进了房间，这时，我忽然感到一直被束缚在身心上的什么东西全部解除了！能向天空飞翔似的浑身轻松，乐开了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对自由的体会。虽然，这愉快喜悦仅是一刹那，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永难忘怀！
不多时，阿二来说：“啊呀！你们车子刚转弯，追兵就到了，大老爷（夏之时的哥哥）被他们追来的人抓走了。”夏爷听了这个消息，焦虑得低着头在房里急剧地踱步，一言不发。而我呢，跳出火坑得到自由的感觉胜过一切，这些好像都不关我的事一样。我那时想，他们一定报告了巡捕房，幸而我们逃得快，要是给他们发现了抓回去，我一定会挨一顿毒打，然后，还要让原来的老板领我回去照旧做生意，更毒辣的会把我卖到下等班子里。那我就会像那里面的姑娘一样，最多三四年就被折磨死了。至于夏爷呢，堂子里的人一定会到支持他们的巡捕房、会审公廨里的关炯之、金公相等那里去告他。说夏爷拐带未满法定年龄的小姑娘，应依法定罪；何况，袁世凯正在抓他，啊！我愈想愈害怕了。
后来，阿二来说：“他哥哥被罚一千元，关了一个礼拜放出来了。”在这一星期内，夏爷虽然很高兴我逃出来，但是，他总觉得哥哥受了侮辱，对不起作为一家之长的亲兄长。哥哥为了他丢脸，门风也受了损伤，他很不安。当时，我觉得他虽然那样想念我、爱我，但他却为了这件事整天烦闷，愁眉不展，把我冷落在一边，使我有些失望。现在，想起来，那时到底年轻，只顾自己。
二、结婚
他哥哥被释放后，不久回四川了。夏爷给我选个名字叫“毓英”，我俩就准备结婚。可是，当时，因夏爷是处在被袁世凯悬赏三万元捉拿的境地，加上革命党一部分人又反对他和我结婚，说不是门当户对，因此，仪式只好简单些。那时，夏之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给我买了一套半新又很不合身的白洋纱制成的法国式连衣裙（穿时不小心在颈领处有点裂缝。法国习俗，要穿七条衬裙，使下部成喇叭形，我没穿这么多）及一双白色半高跟的尖头皮鞋，又带我到日本理发店去杭了一个法国式的发结。他替我打扮好以后，自己使穿了一套七成新的燕尾服（当时西装礼服）、白衬衫、黑领结、黑皮鞋。我手里拿一束鲜花，去日本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晚上，朋友们来祝贺，吃了一顿便饭和糕点糖果，就这样，我们在日本旅馆松田洋行结了婚。朋友们都说：“啊！你们是文明结婚嘞！”在当时举行文明仪式结婚的人还不多。照相时我不自然地同夏爷隔有距离，面无表情，笔直站立。现在，再看此照片，既感想无穷，又令人好笑……
这里补充几句，为什么当时夏之时在我俩结婚之时，他穿西装燕尾服，给我买了法国服装、鞋子、梳法式发髻呢？记得当时，法国在欧洲是最早废除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法国较早地提倡民主和自由。这股风气传到中国，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模仿法国派的谈吐、服装等等。故我和夏之时结婚时的打扮亦是法国式的，当时认为文明而时髦。
从堂子火坑里逃出来到结婚，前后共两星期。这段时期内，丈夫和我都不敢出去，所以没有办法去看双亲，心里很是不安。那是1914年（民国三年）春末，我十五岁。丈夫二十七岁。
三、在日本读书时
船上·到达·开学 在上海日本松田洋行结婚后，时局越加紧张，袁世凯千方百计谋害革命党人，因此，我们婚后和其他革命党人立即购买船票，东渡日本。我在等候船票的几天里，车夫阿二告诉我说：“夏爷是位爱国英雄，除去你们那里和革命党人开会商讨国事外，在家还和天津来的张培爵（此时张培爵尚未被袁世凯逮捕）、谢持（慧生）、红鼻子陈宽（号子驭）等密商讨袁大计……”我听了阿二的讲话，想到无数英雄流血牺牲得来的辛亥革命的成果，竟被袁世凯等窃国大盗不费力地篡夺，共和制名存实亡，从此，国家又是多事之秋了。老百姓何日才能过好日子？想到这里，非常不安。
阿二把船票给我们。走时阿二帮助收拾行李，我们行李很简单，仅仅带了两只箱面有牛毛的牛皮小箱。在动身前，我和丈夫、阿二都心乱如麻。我很舍不得阿二，我同情他，难过地向他告别，阿二泪水满眶看着我说：“希望你们保重！”从那时起，迄今已数十寒暑，从未再见过他。他的形象和他的真诚、勤劳善良的品质，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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