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云雾布满天空的清晨，我们静悄悄地离开了旅馆去上海杨树浦区金利源轮船码头。一行人为避免密探的注意，大家都小心谨慎，留心周围情况。码头上人声嘈杂，秩序混乱。大家分头行动，混人喧嚷的人群，终于都侥幸地上了船。上船后，我们躲避在船舱里，一直等到船出了吴淞口，大家绷紧的心弦才松弛下来，去餐厅吃饭，并且彼此交谈。
船上乘客大概是因为晕船之故，船甲板走廊上只有寥寥几人。有时只见孙夫人宋庆龄从东头走到西头。我不怕晕船，上下午都喜欢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或在藤椅上躺下观赏海上风光。我是初次乘海船，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海水，蔚蓝色的天空，天连水，水连天。随着轮船的行驶，船的周围波涛起伏，向浪翻腾，遥望远处，大海又显得十分平静。天刚亮，一轮红日从东方海面徐徐地升起。夕阳西斜的时候，五彩缤纷引人人迷的晚霞，一群群的海鸥在上空飞翔。海风柔和地吹着我的头发、脸面，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这一切使我异常兴奋，身心舒畅，觉得自己不再是笼中鸟了。深深地感到大自然里海鸥的自由，花花世界里是多么乌烟瘴气，罪恶重重啊！大自然是多么的无私，多么的真，多么的美。听人说由上海去日本有两条海路：一条是由上海乘船（需一天一夜）到氏崎，再乘火车（需时两大）到达东京。
二是由上海乘船到神户，要两天，再换火车，需时一天到达日本首都东京。总之，无论哪条海路皆需时三天三夜。那时，美国船二等船票几十元，伙食、设备满好；
日本船稍便宜些，但伙食、设备等较差。我们图便宜买的去神户的日本船票。
我在复杂的情绪下，到达东京车站。我们出车厢下车时，就有带红帽子的几位服务员迎上前，接过行李有次序地送出车站。我们给些酒钱，表示谢意。出站叫了几部东洋车（等于上海的黄包车，不过车身整洁漂亮，车夫衣着干净，且有礼貌，不像上海的黄包车、车夫那样不干净）去旅馆。路上，我像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左右张望，一切都感到新奇，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想了几年的日本居然呈现在自己的面前了！日本街道都很整洁，市容华丽。日本人男女都比较矮小，行人不论男女都面带笑容、有精神、彬彬有礼。男人有的穿一身短衫紧裤、便鞋，看上去是社会基层的劳动者。有的男人穿着暗色、朴素、长到脚背的和尚服（称为和服）、交叉带的木板代鞋。妇人也是同样，不过是花绸、花布缝成的，后背腰间，捆上一个用丝绸或彩布扎结成的方型大包，头髻像中国唐朝时女人的发型。有的女人背上还背了娃娃。学生服就大有不同，和尚领、短衣裙、黑皮鞋、发髻简单。日本房屋除市区商店有高楼洋房外，居民住房是木料盖的很矮小、纸糊的窗户和门。席地，进门便得脱鞋穿着袜子人室。正因如此，室内异常干净。
我们当时去旅馆小住几天后，在郊区代代木租到一幢美丽有风趣的小独院。居住安定了。
开始每天搭高架电车进城补习日文及其它各科。因我有了六年的中文基础，对学习日文不觉吃力。我很用功。后来丈夫怕我受人诱惑爱上别人，不让我进学校。
聘请了日本人松田以及林木两兄弟、四川人夏斧师、东北人张某（名忘了）五位家庭教师，给我分别上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史地、日语、中文。幸好那时日本生活费用低，开支不大，丈夫尚能负担（当时去日本念书的，自费每月三四十元足够了）。
就在这时候，由夏老师将丈夫给我取的名字“毓英”改为“董篁”，字“竹君”。
后来，离开夏家后进入社会一直以字代名。
遭人冷眼 当时，在星期日休息时，丈夫经常带我到革命党人家去应酬、玩耍。
这些人家的男女都瞧不起我，尤其是太太们，一见我进去，就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有些人甚至把嘴一撇，根本不理睬我，把我冷落在一边，有时还嘲弄几句。有些人喝了一点酒，如福建人方声涛就故意叫我“如夫人”，意思是指我只配做姨太太。
他们在背后常常冷嘲热讽，议论我这个卖唱出身的人，怎会把书念得好？还是个正太太！每当他们嘲笑我的时候，精神上确实受到很大刺激，但我并不在乎。暗想：
这些女人自以为出身好、门第高，夫妇是门当户对，享受荣华富贵，值得骄傲似的。
她们中间有些女人一字不识，全依靠家庭或丈夫的权势，过着寄生虫的生活，除了给人当传宗接代的工具，此外还有什么？不知羞耻，还要骄傲，还要看不起别人，真是令人又气又好笑！当时唯有赵铁桥夫妇不蔑视我，常有往来。因此，他夫人分娩时我在旁尽力协助。后来，赵铁桥任上海招商局长，工作认真负责，因为人正直、奉公守法，不愿与坏人们同流合污，遂被暗杀惨死。
说我不能把书念好，我非要念好给你们看看！在我的内心里常有这样的想法，痛骂她们一顿，心里方才舒畅，再想想，又何必和她们计较。丈夫因此也经常鼓励我用功，怕我给他丢脸，我自己也下定决心，要争口气，要有志气、志向，为了想做丈夫的好内助，使他安心为国家多办些事，只有靠自己现在努力读书。所以，我除了白天上课，学习家政处理家务外，常常读书和看报刊（《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深夜不息。两个眼睛经常是红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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