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虚传。松弛了我绷紧的心弦，大自然给了我安慰！我正欣赏出神，忽听得庙里在嚷嚷：“不得了，戴季陶不见了，恐怕又要寻短见了，快找！快下山！快！”大家嚷着慌忙下山。
峨嵋山，上山一百二十里，下山一百里，我穿着半高跟皮鞋，也只好一起步行追寻。到了山脚寺庙已是黄昏后，进庙见戴季陶躺在炕上吸大烟，把大家都气坏了。
我为了转换一下气氛，问勤务兵：“卢炳璋，你和我们一起游览了峨嵋，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山上到处都是花，真好看。”大家笑了！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他那“一笑”的意思。这种意志消沉老想自杀的人和丈夫正是意气相投，当然不可能听我的意见。而我那时却对他抱着幻想，现在想起来，自己太幼稚可笑。
三、裂痕日深
作威作福 有一次，在入睡之前，丫头给他端洗脚水，他洗好脚要我替他剪脚趾甲。因为我整天忙于家务已够劳累，到了晚上精疲力竭，一不小心把他的脚趾剪破出血。他一脚蹬过来，把我蹬倒在地上。我真想还他一下，但忍住了，心里十分愤怒，“整天辛苦为你和为这家，内外一切独自担当，难道你没有眼睛看见？没有头脑体会吗？我不是丫头，你这样对我？”
每晚我总得在烟盘旁边陪他。他抽烟，我就看书籍刊物，他老说我：“你就喜欢看这些新书，有什么用？你嘛，好好把家务管好，过问外边那些事情干嘛！”有次我在练习七弦琴《平沙落雁》，他也板着脸说：“弹好了又怎么样？”
我由于白天太累，晚上又要陪他熬夜，有时起床稍晚些，他就要说：“哼！没有看见过哪家的当家人到天亮还不起来。”而他自己呢，经常睡到上午10点、11点才起来。有一天他起床，我不在旁边，他就在楼上提高嗓子骂道：“人都到哪去了，死光了吗？”我急忙上楼去侍候，但我憋着一肚子的气。事后，我回到书房，坐在椅子上呆想：我每晨起床梳洗完，出卧室第一件事检查保姆对孩子们的护理、衣食住等情况，其次下楼检查清洁卫生和厨务。这样勤勤恳恳地做，无微不至地侍候他。
自从进入老家直至今天，哪样事没有做，四季伙食烹调，夏季翻晾大批春冬季的呢、绒、棉、皮裘中西衣服以及书籍、字画；举办他的寿辰、二爷的丧事；护理他和孩子的病痛；协助建造房屋、装修布置，栽花种竹；过旧历新年还要酿酒、腌腊肉、香肠、酒菜等，还要做各种蜜饯，如冬瓜糖、米花糖、油子糖、桔饼、蜜枣等等。
单是四季的一二十坛干、湿泡菜、豆瓣酱、水豆鼓的监制和几十盆兰草花的培养，繁琐的家务事就够我烦了。稍有空闲，即缝纫、绣花（给孩子穿绣花鞋），白天整洁家务，注意子女教育，招待亲友来往、交际应酬；夜晚则登记账目，巡逻。深夜入睡，清晨起床，从不疏懒。想到孩子生下，虽有奶妈、保姆照顾，但她们缺少养育孩子的一切知识、方法，都得自己用脑考虑计划指点等等。不是因为有了保姆或奶妈，母亲就什么都不管的。记得我每晚半夜不放心，还得起床看看孩子情况如何。
唉！种种切切，无不亲自插手。而他经常横发脾气。想到此，一阵辛酸。梅香丫头进来问：“太太你怎么不开心？请吃饭了。”这镜头，如在目前！
女人争这口气作甚？ 1925年（民国十四年）正是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不久，我有一次上法国人的私人诊所去治沙眼，医生用铜丝刷子来给我刮沙眼。当时，他问我：“你怕不怕痛？若是怕痛就用点麻药。”我想起五卅惨案事，不愿在外国人面前示弱，不要使他们感到中国人都是懦弱的，女人更是没有用。同时，我还想到昔日关公刮骨疗毒，多么勇敢，我这点沙眼算得了什么？就说：“我不怕痛，你刮好了，不必用麻药。”刮后痛得很厉害，整个头就像裂开似的。我忍痛回家后，便叫丫头梅香用一壶冷水慢慢地给我浇淋头部。正在那个时候，丈夫进房看见了，问道：“怎么回事？”我把经过告诉了他，他不但不称赞，反而痛责我一顿。他的理由是：“女人要争这口气干什么？”
双亲受到虐待 我们未把父母接到四川以前，有一次，丈夫在一个拍卖行里买了一对德国式的铜床，我睡在床上感叹低声地说：“我睡这样舒服的铜床，不知爹和娘在上海生活得怎么样？”他立刻板起脸说：“算了吧！这床又不是你娘家带来的。”我当时难忍泪直淌！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我的父母。
后来，承他的好意，我的父母总算从上海被接到成都。我们住在一起。可怜的双亲刚到成都夏家时，面黄饥瘦，叫人心疼，每天加倍营养、侍候，慢慢地健康起来了，面庞有肉、肤色滋润、精神饱满，与初来时判若两人，我异常高兴。按习俗，趁此机会做了寿衣，双亲穿上寿衣在客堂门前走廊上坐着拍了照片，给双亲以微薄的安慰。
双亲时常被丈夫蔑视。有一次，当我从外面应酬回来的时候，看见小客房里有人在抽大烟，打麻将牌，丈夫在客厅前树下对着父亲在争吵。丈夫诬赖父亲给他熬鸦片烟熬得不足分量，一定说父亲偷了烟土，父亲含泪答道：“没有偷你的，是按你给我的分量，按你的吩咐熬的。”我就上前去劝解：“外面有客人，你们争吵什么呢？照我的意见按原分量方法再熬一次。你自己监督，熬好后就可证明偷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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