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启发了我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带来了曙光。1919年，北京学生为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革命的新思潮涌入了四川这闭塞的内地省份。
我对“五四”运动后旧礼教遭到冲击，新思想渐入人心感到异常兴奋。外面出版的新书、报纸、杂志很多，我就到祠堂街旁边一个新开的书店里订购了许多新书和报刊。由于买书的关系，认识了一位书店的主人姓曾的。他和我来往很密切，他为人热情、正派，特别喜欢我的孩子们，经常送给她们《小朋友》、《歌谣》以及美丽的洋画片等。他有时到我家的读书室来玩，讲些故事给孩子们听。有时还和我闲谈社会问题。但我从不敢告诉丈夫。
这时起，我对孩子们的穿着全部改为西式，头上扎了个蝴蝶结、短裤、长筒袜、皮鞋、连衣裙或白衬衫、蓝短裤的海军管两膝盖四季露出，让孩子跳动自如，强健体质。有次某家举行婚礼，邀请国琇、国瑛去为新娘、新郎牵纱，我特地为她俩买了菊红色鸡皮绸料（当时最流行的绸料），亲自做了各一件连衣裙，还在衣服全身用小玻璃珠钉成一朵朵的梅花。两个孩子都非常高兴，穿上这件新衣马上就去客厅里，边跳边唱起《葡萄仙子》（三十年代流行一时的童话歌舞曲，黎锦晖先生所作）。
这时两孩子约五六岁吧。至于我的打扮，自从日本回国到川后，一直是梳个S发结和穿着带西式的衣、衫、祆、裙，黑漆皮鞋。若走人户（外出应酬）拿着一个织锦缎细铜链的手提包。丈夫偶尔亦穿西装。因家庭的布置装饰属于西式，兼之三餐饭菜的八菜一汤的（因讲卫生后来改为每人一份）西式吃法，下午、半夜点心（一般叫宵夜）亦复如此吃法。遂引起人们议论：“夏家是洋派。”
丈夫认为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用不着在她们身上花太多的钱，十七八岁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就对得起她们了，所以不主张女儿们到洋学堂上学，而要请先生来家里教孩子。我就在家里搞一个能够启发孩子读书兴趣和培养孩子爱美心的读书室。
布置得很新式，当中有一张长书桌，旁边是半圆的三级梯形的书架，每层上面都用红、白、黄明光蜡纸剪成的绸条铺底，然后上面再陈放各种新书杂志。大花板上还挂些五彩纸条，墙上挂着地图、彩画，还有黑板、桌椅，孩子们都很喜爱这个小小读书室。记得只有梅香丫头不喜欢，她每次进去学习，刚坐下见书就哭了，怎么功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为了鼓励孩子写笔记，我给国瑛、国琇两女在日记本面上亲自各画五彩花篮一只，她们很高兴，迄今国瑛女还经常谈起它。孩于们都聪明，喜欢文艺。当国瑛女六岁时，因院内景色感染了她，她写了一副对联：“白桃落下微风起，红梅开后燕子飞。”老师和家人都很惊奇。这孩子自幼就有好些哲学思想，如追问佣人蔡大娘：“人为什么要死，死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二、丈夫意志消沉·戴季陶投长江得救
丈夫这时候越来越意志消沉，除了收集古董字画外，还相信佛教。经常和文殊院、昭觉寺吃素念经的和尚们来往。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每天敲木鱼打坐念经。还和在野的军政界人们打牌赌钱、吸鸦片烟，鬼混。我看他这种情况，心里真是着急难过。劝他不要吸鸦片烟，并把烟具藏着。他生气地说：“即使把房子吸掉了，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唉！这是什么话。
1923年（民国十二年），戴季陶在政治上失意，以回四川探亲为名，半途投入长江自尽。成都当局得到消息，正在筹备给他开追悼会，而他却已得救，回到成都。
戴季陶经常在夏家和丈夫一起吸大烟，谈心聊天。戴季陶是佛教徒，我那时很幼稚，竟问他：“你跳江后怎么得救的呢？”他说：“人江后，头一直浮在水面，额前老有一道白光，后由渔船搭救了我。”我见他俩很知己，暗想利用戴去劝说丈夫上进，倒是好机会。不巧在这段时间，我患阿米巴痢疾。大病愈后，丈夫要我和戴季陶、阎锡山驻川代表高槐川等五六人，同行游览峨嵋山。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想趁此机会请戴说服丈夫，改变他走下坡路的人生观。
上山路经黑龙江（地名），该地如仙境，唯有进口而无出口，大家愕然。天色快黑了，退吧怕猴子伤身，进则万丈悬崖峭壁，怎么办？最后决定冒险。于是踩上当地人为采药者在山上搭好的不满一尺宽的活动板的羊肠小路，大家将身体紧贴山面，双手紧紧抓住丛草树藤，像乌龟行路，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过了险地。丈夫对我以前能来回走过青城山都江堰的绳索桥和这次的冒险精神，异常惊讶，称赞不绝。我趁他高兴，在次日抵达九老洞窟寺休息时，乘机与戴手陶谈了我想改变丈夫思想的希望，请他和丈夫谈谈，并托他回上海多买些新出版的书刊给丈夫，帮助他接受新思想。当时戴季陶仅淡淡一笑。我未察觉到他的这“一笑”是什么意思。
我们到达峨嵋金顶。次晨我出庙门，找戴想再次托他，却未见人。我送站在庙门前眺望金顶景色。俯首下望，一片滚滚的云海，配合沿山一路上所看到的千山万岭，群花争艳，苍竹翠树，满山好像披上了五彩缤纷的美丽秋装，真是峨嵋大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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