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哲经我保出后，怕他住在外面不安全，索性请他住在我们家里。在他与我们一起住的一年多时间，他经常和我谈论共产主义，使我对共产主义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发生怀疑。文兴哲聪明好学通英、德文，中文也相当好，能诗能赋，因我爱才故爱护他。
文老太太身材矮胖，为人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在社会上独立谋生。那时，还有国琼女的钢琴女老师张景卿，中等身材，生得瘦瘦的，在成都担任钢琴教师。我羡慕她俩是社会上独立生活的女性，和她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比较融合。她俩与我们家经常往来。还有文兴哲的亲表姐萧友王和友王的未婚夫何尔玉，他俩是左派分子，也经常来家聚谈国事。有天谈论激昂，都非常担忧国家将到亡国的边沿而流泪，我则大哭！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五、川局紊乱、暂时离川
次年，即1929年春（民国十八年），是川局最紊乱的时候，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驻扎成都。全川以刘湘、刘文辉势力最大。欺压人民，抽拉壮丁，各自设立枪厂，造枪弹，招兵买马，扩充势力，逮捕进步人士。还各自设立造币厂，把真银的银元改铸成伍角“厂板”[注]和二百文铜板，通行市面，造成币制贬值、百业萧条，人心惶惶的局面。
这时候，我认为黄包车公司和袜厂都有倒闭的危险，无法再继续经营，否则丈夫会大大生气。那时怎么办？
同时，我越来越感到家庭方面无论教育、经济必须有所改革。但是，丈夫守旧，从不答应什么革新的。当时我决定把家政、财务整顿一下，然后去上海，看看丈夫到上海后情况如何？并把孩子们送去上海读书。丈夫如果再说我又受了新潮流、新思想的影响，不同意我的一切想法和计划，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再同走一条路。
何况这几年来，我对他的感情愈来愈淡薄，还有什么可值得恋念的呢？必要时，就只好和他分开了。我的意志已定，但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再固执己见。到底夫妻这多年已经儿女成行。
于是，我把黄包车公司、织袜厂都结束了。当时为稳定起见，把所有的资金，暂时购置了田地。并将全部财产、账簿、折子、房地契约及现款二千五百元和一切钥匙，都交给六弟夏有文暂时保管处理。我仅拿了现金一百元及到达重庆取现金的三百元一张支票而已。
1929年春，我与双亲、子女等由蓉启程去沪。其动机是：1，双亲因车公司已结束，空闲无事，趁此机会回沪探亲；2，大儿述禹和他的未婚妻张映书及其姐钟惠去考大学；3，国琼女去考音乐专科学校；4，国瑛、国琇可以在沿途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欣赏大自然的美丽雄伟，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感情，开阔眼界，以学习新文化；5，国璋因病，遵医嘱吹吹海风，咳嗽就会好转，因此也一起去沪。
6，我决定协助文兴哲去法国留学，故亦带他同行。
当时，未带大明儿同行的原因：他才两三岁，路途不便；再则，他是过房给三房（三房夏畴五，经商，讨姨太太、吸鸦片烟、患肺病身故，有两女而无子）为长子，接香烟后代（当时述禹是长子，按习俗不可过房接代，大家议定只好将大明过房），带走大明怕三弟媳难过。这件事，我表面上同意，在我内心里是想不通的，但封建习俗如此，又能说什么？暗想：去上海住一段时间就要回来的，和儿子不过是暂时的分开。这次去上海一定要和丈夫继续商谈家事，若仍然谈不通，破裂了，离婚也该回四川正式解决，届时，我将子女一定带走。
殊不知到沪后和丈夫谈判果然决裂。当时的情况我觉察到：如再回四川必遭谋害。在其势力范围休想脱身。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含泪忍痛，暂时放弃大明儿！
孰料我们母子竟分别长达十几年后，才得在上海家里（凡尔登花园卅一号）见面。
世事常常是不测风云啊！
当时，离开成都家庭时，整个成都社会为之哗然，议论纷纷。
后来，在我办锦江饭店时候，有位四川青年诗人王云帆来店探望。我托他回成都后，代我去看看大明儿。他回信说：“已经去过夏家，他们支支吾吾。我打听到大明在南城小学住读。我去了，看他在大树下玩沙土，我问他：‘想不想上海妈妈、姐姐？’他抬起头，看我一眼，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她们都把我忘记了。’说完，仍然玩着。”我看了王云帆的回信，一阵心酸，欲哭无泪！大概在大明九岁的时候，我忽然收到大明儿来信，说：“我现在明白了，妈妈是个好人。今后，有人要说你坏话，我就用拳头打他。”据说，这是勤务兵卢炳章告诉了他，过去我在夏家十几年的为人。
附记一：何尔玉夫妇
有关何、萧两位，1932年我在沪，拜托庄希泉先生介绍他俩去新加坡教书脱险谋生。此后毫无消息。几十年过去了，常常挂念着他们，1988年的一天，突然由团结报社长许宝奎先生送来他们托该社转给我的一封信，使我喜出望外。信中叙述……
在旅游欧美、东南亚、日本、上海、四川、北京的途中均未打听到您，现见《文汇报》登载有关您的文章，才知伯母在北京。人事沧桑，友王在四川家庭的老少都完了。当年承伯母帮忙来南洋，幸免了一切灾难，一直感恩在怀，云云。接着寄来全家二十三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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