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话回答：我们生于这个时代的女性，责任上不仅仅是争取自身的自由，还要为下一代做个铺路人。为此，哪怕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好。他听后点头说：“我能理解你，占据你整个心灵的只有两件事：事业与教育儿女成才。应该好好干一番。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我一笑。我们从此结为好友，经常通信，并常寄些进步书刊给他。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伙人大为不满，这些人恨透我灌输他的进步思想。
前面提过的卢玉质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中共华侨代表团的团长。他曾多次资助革命。他亦曾投资群益工厂。因他思想进步，我俩成为姐弟似的好友了。
他的大女儿卢惠珍人极忠厚，工作积极，菲律宾马尼拉中央大学牙科毕业、博士学位。先是菲律宾共产党员、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现已在北大医学院离休。我俩常有往来。卢玉质先生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事是他女儿卢惠珍告诉我的。
交往进步人士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迁往霞飞路（现称淮海路）歧斋前楼。后又搬到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花园坊九十六号。不断地搬家，在上海几乎成为我们这类生活不安定的人们共同的特点。这时候，双亲与二婶不和睦，觉得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也从渔阳里搬到霞飞路伟达饭店隔壁钱家塘平民区居住。
那里房东非常好，双亲生活习惯也和他们合得来。房租又便宜，可减少我的负担，同时避免二老见着我的活动与经济困难而担心。所以，没有接到一起住。我和孩子搬到花园坊住下。
花园坊弄堂住户约几十家，是一座单开间三层楼洋房，有两个亭子间。我们住三楼的亭子间。在美专读书的华侨学生许珂（后来到延安去了，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住二楼，郑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楼，后来沙梅搬走了。
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尽我所知、所能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三、在“九·一八”事件时
母女参加示威大游行 1931年9月18日，正当国民党连续发动围攻共产党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忽然进攻沈阳。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很快地全部沦陷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学生抗日情绪高涨，爆发了大罢工、大示威。我一面办群益厂和协助华南医院，一面带着大女国琼参加群众大会。国琼女时常有大学生请她去文艺场所担任钢琴独奏，有时还参加乐队大提琴演奏。因此有一位暨南大学学生、浙江人骆介庵，就认识了我们。他常来我家坐谈，他身材不高，但身体很健壮，也很健谈，谈起革命理论来总是面红耳赤，起劲得要命。他那时经常组织群众大会。
有一次，我和国琼女随着他参加了示威游行。我们先在旧法租界金神父路辣裴德路口，向店铺老百姓借了一个板凳，让骆介庵上去演讲。听众聚集，立刻汇成了队伍。我们就从这路口出发，由西往东向“大世界”方向走去。走到十字路口时，又借凳子演讲，群众愈来愈多，并且和南北横街的群众队伍会合约有好几千人。于是我们就浩浩荡荡无所顾忌地大步前进。带头的人一面走一面大声喊口号，群众也跟着喊。当群众队伍走到“大世界”前面京剧院“大舞台”的时候，群众情绪愈来愈高，带头人呼口号时喊声更高了。在这种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情绪下，游行队伍冲破了爱多亚路英法租界的界线。于是英租界对岸的巡捕拿着木棍就向我们乱打了一阵。正当群众队伍向这些巡捕时进时退地反复冲击的时候，忽然又开来了两卡车的巡捕，枪上都插了刺刀。一下卡车立刻排好行列，就把枪口对着我们这边群众队伍走过来。这时候群情激愤，怒气冲天，不约而同的一片口号，吼声震天。
这时候我也带头领着群众，拖着国琼女继续前进。对着巡捕们的刺刀、枪杆，人们像浪潮般地边喊口号，边向前冲去。这样一来，倒把敌人吓退了。接着又来了大批武装巡捕，把群众驱散了。当时受伤几人、被捕几人，骆介庵被打得头破血流。他是在我们群众冲过去的时候被救出来的，所以幸免遭捕。我和国琼女即刻把他护送医院诊治，包扎好后带到我们家里住下、休养。
出资合办《戏剧与音乐》 1931年冬，在上海花园坊九十六号，这段时间，我和郑沙梅（这时候他已是乐曲戏剧作家）、谢韵心（又名章氓，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三人合作，创办了《戏剧与音乐》杂志。资金从群益工厂拍款作资本。党员刘栗一同志也曾送来百元，用“艺术书店”名义出版的，地址就在花园坊九十六号。创刊号刚刚印出发行，因“—·二八”事件时群益工厂被轰炸，我又被捕，此刊物随形势的变化而沉落。未能继续问世。这创刊号内还有国琼女一篇文章笔名夏曼蒂。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无论想替国家人民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政治上、社会上压力重重，加上不是无钱便是钱不够。即使历尽艰辛好容易办成，到中途也免不了遭到打击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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