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心里真是有些别扭。荣德生办公室很阔气，红木家具、地毯、一个大红木办公桌横斜向门放着……
荣德生约五十岁左右，身材中等以上，看上去很健康，态度从容，说话慢吞吞的。他看过戴季陶的介绍信和纱管样品后说：“虽然是小型工厂出品，东西做得的确不错。”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光芒呈现在面前，觉得工厂从此有了前途，心里真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但他又接着说：“你把样品留在这里，等我们考虑后，写信告诉你。”从他的态度、语气间，我觉察到是不会向我厂订货的。又顿时感到无比的失望，几乎流出眼泪，没有和他打招呼拿了皮包转身就走了。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我邀请某银行投资或者把厂作抵押贷款。但那时候上海女子创办工厂独我一个，人们对女子办工厂很不信任。该行负责人在参观群益，盘问一番后，终于遭到了他们的白眼。这件事本来是自讨没趣，银行家怎么会来帮助我这样的女子和这样的小工厂呢。
戴季陶诚心助我未成，我仍然感谢他的。这里顺便写几句有关戴季陶事。戴季陶有学问，学者修养颇深，信佛教，可惜在政治上陷入歧途。据闻当年他在印度、缅甸讲学受到甘地、泰戈尔等人的礼遇。由印度回国后住四川成都枣子巷老家。当时他的生活一切费用均由向育仁（名传义）军长负责办理照顾。1949年2月11日，解放军南下后，他不愿去台湾，在广州自杀身亡。
去菲律宾招股 办厂后，我带着孩子们与双亲分开，另租法租界麦色尔蒂罗路（现名兴安路）三德坊两间亭子间住下。二房东福建人庄希泉，进步人士。身材中上，相貌端正，口才好，性格豪放，为人极其正直、热情、讲义气。他喜欢喝啤酒、游泳。他和夫人余佩皋在上海主办曙光公学校。同住房客有两位福建人张殊明、张昭明，协助他办曙光公学（张昭明是中共党员）。还有张殊明的胞弟张楚琨，中等身材，长相英俊，皮肤白白，双目炯炯，嗓音清脆，话不多（为革命写文章、做侨务工作，解放后任厦门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人热诚，重情义，当时他住别处，常来探望哥哥和我们。我和孩子们都称他小张先生。我们很亲切地交往，现在已是全家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移住在这里觉得很愉快，白天去厂里办公，晚上回来得早的话，大家谈论时事和革命理论。张昭明因政治活动受到当局威胁，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难以立足于上海了。经我们介绍他去菲律宾马尼拉一个小学里担任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尼拉不幸死于日军枪下。哀矣！
当时二房东庄希泉（做华侨工作，解放后任全国侨联主席，晚年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介绍我去厦门，担任厦南女中校长。我因群益厂故不能分身，便转介绍文兴哲母亲去了。文母为减轻我的负担，把四女国璋带去抚养了一个时期。1931年春，通过庄希泉他们逐渐结识了由马尼拉来上海游玩的好几位华侨，有林朝聘、陈清泉、卢玉质（号文彬）等。这些华侨都是菲律宾马尼拉香烟厂和菲律宾达窝（DAVAO）省麻厂的股东、经理，亦是菲律宾马尼拉社会知名人士。我和他们一接触，觉得他们很开朗、直爽、热诚，封建意识少，爱国心重，事业心强，对女子办企业、开厂敬重。和他们来往做朋友，感觉到很轻松愉快，并且我认为他们能和我在事业方面合作。
这些华侨朋友都去群益纱管厂参观过，对女子能办工厂而且办得不错，感到惊讶。于是他们鼓励我去南洋招股扩厂。我暗想女子会办厂的很多，就是因为不良的社会制度，不知埋没了多少女子的才能啊！
通过这几位华侨朋友，我就于1931年春乘荷兰爪哇轮船公司的船去菲律宾马尼拉住了将近一个月，招得近一万元的股子，回来就把厂扩大了。占地四亩，比较像一个中型工厂了。当时有职工约三百人。
我在菲时，又结识了一些工商界的华侨名流，如：许友超、桂华山、姚乃昆、施嘉谋，还有中学校长施守壁等。他们都是华侨中的新派人物。我由菲回来时，受他们中间一些人所托，协助福建人周桂林医师在上海霞飞路、维尔蒙路转角开设了华南医院。
我结交的这些华侨中，有的在政治上思想还好，有的对于共产主义虽不反对，但在思想上颇为模糊；有的只想满足个人发财的欲望。我在和他们见面的时候或在通信中，经常透露我对人生的看法，’并也启发他们为祖国和人类多做些有益的事。
他们之中，陈清泉身材中等，五官整齐，惟两眼较小，皮色微黄，声音清脆，他是DAVAO麻厂的得力经理，颇有才学，思想进步，喜欢阅读革命理论书籍、进步文艺作品，对共产主义颇感兴趣。陈清泉的妻子是菲律宾人。他告诉我他是被迫勉强结婚的，按天主教规定不能离婚。这次回国观光的日子里，每天找我谈论国家大事。
谈到帝国主义划分租界，侮辱妇女、欺压人民等等的事时，我们越谈越伤心。我趁此机会宣传我初步认识到的共产主义，他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也就更加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和他自己的职业与天主教徒妻子的家庭生活。陈清泉说他担任菲律宾DAVAO省麻厂经理不是他的志愿，想再做几年，待经济稳定后去苏联留学。然后回国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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