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里的烟客都像是有钱人、像是上等社会人士。据闻他（她）们都因不称心的事吸上了鸦片烟，因某些原因不能在家里布置一套烟盘，只好来这里过瘾了。”这大烟馆用的烟土是头等货，好云南土、印度土，座场又舒适，故卖价很高，一般人吸不起。大烟馆赚钱很多，但税亦高。
其次是小烟馆和家庭烟馆，它们因偷税经常受到很重的罚款，甚至关闭。这里一切设备不如上述大烟馆，设备简陋，烟土质量差，都用本地烟土，卖价便宜。烟客男女老少都有，如店员、苦力、无业游民、中产阶级以下的男女，数量不少。
烟土的来源多半属于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等和当地有关方面一起勾结统一贩卖，供应。
第十六章 创办群益纱管工厂
一、苦筹资本
我首先开始筹谋我的生活出路。二叔很关心我，我和他商量。他叫我开办纱管厂。他说：“这生意有前途，国内出产不多，大部分靠日本货。日货质量好，但是进价贵，成本高。如果我们厂将来的出品能够赶上日货，价又便宜，一定有销路。
同时还可以抵制日货。”我觉得他的看法不错。首先可以解决生活和孩子们的教育，不致中断下来；再从发展看，使本国的民族工业能得到抬头的机会。
我们商定后，先安排孩子，除国琼在上海中学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外，国琇、国瑛、国璋都送进务本小学寄读。我开始筹划资本，将从四川带沪的一根珍珠项链及其它东西共卖了八百元，再由二叔到各处奔走，邀请小康之家的友人们投资入股。他老人家还四面托人，找到不少工人和几位职员。就这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四千多元的合资，在上海闸北台家桥创办了不满一百名职工的群益纱管厂。
这是1930年春末。
办厂的目的：一为生活、子女教育，妇女能办实业、能经济独立，争取社会地位；二为协助革命。故从此数十年间，我所办的一切事业所赚的钱，除扩大营业范围外，都是困线着这两个方向花用的，从不积蓄。
我走出夏家的第二年（即1930年）就筹备开办这个工厂，人头不熟，除了几个穷亲戚外，社会人士简直可说一个都不认识。因此，除工人班子还算齐全和姓陈的账房先生还能管账外，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几乎全部行政工作，包括进货、推销产品在内，都由我独自担任。还要下车间检查、督工及出外接头，里里外外奔忙。
家离厂又远，来回约三小时，换车三次。到中国地界换第三次车时，只有黄包车。
酷暑寒冬也照样跑来跑去，有时还要往返两次，常常深夜才能回家。久之两膝冻红，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若是回家早些，还要料理家务和亲自添做、修补孩子们的四季衣履，经常是睡三四小时。又因工厂资本不够，资金周转不灵，初办期间，每到发薪时真把人急死。工头还要欺负我是外行，挑拨我和工人的关系，以便从中两头取利。这段时间心里很烦乱。后来，我采取工头也是老板彼此合作性质的对策，工头就不但不作怪而且认真负责了。工人们也知道我与一般老板经理有些不同，大家努力和我合作了。创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工厂，若在有钱有势力的人，当然是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在既没有经济支援，又无经验与人力的我来说，随时担心着怕它倒闭。
二、艰辛经营
戴季陶在1928年10月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时期，几乎每天都在夏家，赞扬我管理家务有方，并收国琼女为他的干女儿，我又被戴母认为干女。戴季陶离川时嘱我常去探望、照顾他的老母。大概是由于这些关系，戴季陶每从南京到上海，不嫌我们居住简陋，也没受夏之时破坏我的影响，常来渔阳里看看我们。开始不管他什么动机，有无政治作用，我都不愿见他；经仔细思量，还是不得罪他为上策。于是仍以一般干亲态度对待他。当时群益厂因为资本不足周转不灵，产品也因无落脚路（即门路）不能直接推销到获利较高的纱厂去，又因厂方支票为期四十天才能兑现，我资本少不能等待，只能推销给中间商五金字号，价格虽低但可以马上拿到现金。戴知道了这些情况，看到长此下去厂的前途确实危险，于是他好心送给我一千元添作资本，还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无锡纱厂巨子荣德生处去直接推销。我拿了介绍信，在发三十八度的高烧下，搭三等火车到了无锡。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要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衬衫，藏青裙子，黑罗缎衬绒大衣，黑皮鞋，颈项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一阵，才放我进去。当我通过大办公室走进荣德生办公室时，两旁办公桌上的四五十个职员不约而同地把视线向我扫过来，三三两两接耳窃语。大概是由于他们认为我朴素的西式穿着，或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妇女做跑街生意的缘故，把我当成怪物。我脸面顿时通红，深深感到求人真是件难事。
心里虽然有些不自在，难为情，但装着大方而镇静满不在乎的样子。穿过大办公室向东稍转就是荣德生的办公室。好些人在办公室门外过道里坐着等候传呼。我正要进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把我拦住，叫我在外等候，轮到我的时候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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