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破鞋烂衫，简直像无家可归的一群小流浪者。我们虽然如此生活，却未感到有什么不愉快。因为出狱后，对革命认识更提高了一步，并想到世界上不如我们的人，不知有多少，革命不成功，穷人就无出头日子。孩子们这时倒很高兴，因为过去我天天忙于在外奔波，她们都住校（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住校，本来不合规定，是我向校方竭力请求才特许的），平时母女除周末外，见面时不多。现在天天教她们念书，教她们唱歌，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孩子们感到能和妈妈朝夕相处，很是幸福。
像这样的生活，后来因我又忙于事务，再无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就这样在陶社躲避了一年多，才又悄悄地回到上海。
返沪后知当时骆介庵也获释放，沙梅被判五年。沙梅在狱中时，我曾拜托许柯同志送去音乐书籍，拜托俞承修大律师设法疏通。最后大概是他自己极力活动之故，减刑三年多释放了。后来，沙梅对我说：“敌人在别人处抄得了名单，造成了—一被捕的。”
我和沙梅经过这件案子成为难友，更加深了一层关系。沙梅一直是不顾寒暑努力于音乐、戏曲方面的创作。他并主张音乐大众化，令人敬佩。沙梅的成功与他的夫人季峰同志温顺、贤能的协助是分不开的，家务子女的抚养教育等一副重担多半都是夫人独担。现在亲爱的沙梅同志已于1993年6月30日在沪病故，噩耗传来后我全家哀痛不已！
三、火车开了，急哑琼女
从杭州回沪后，住辣裴德路桃源村，还不敢公开露面，仍然躲风度日，很长时间生活无着。记得当国琇、国瑛小学毕业时，学校规定要有件班服，我筹划几天，最后还是又拿国琼女的大提琴去押当的钱来给她们各做一件白府绸滚绿色边的班服。
因赶做衣服，国琼女代我以家长身份去参加毕业典礼，成了最后到的一个人。孩子回来告诉我：“妈妈，衣服老不送来，把我们急死了。”国琼女说：“她俩急急忙忙穿上班服就上台唱歌了，我看到很高兴。”
为了生活前途，我开始暗中整理群益工厂。可是家务又多，简直忙不过来。孩子们的管教成了问题，不得已除国琼女留在上海继续在音专读书外，其余三个孩子只好忍心送去苏州留在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寄读。记得当国琼女送她三个妹妹到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国琼女一着急，嗓子立刻哑不成声，因为她知道这笔路费是七拼八凑得来的。可怜的琼儿，因贫穷而使她知道的心里经常受到伤痛！
景海是教会学校，那时候的学校无论民办、国立，多以营利为目的，一团糟。
教会学校学风和生活习惯都比较好，教学比较认真，管教比较严格，清洁卫生也较讲究，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四、对女儿教育点滴
孩子们进了教会学校条件比较好，但又怕孩子们做礼拜信仰宗教，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除读书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外，思想方面由我自己紧紧掌握。我一直把她们当成洁白可爱的“风筝”，自己是放“风筝”的人。因此，我经常买些合乎她们的程度的进步文艺作品给她们阅读，不允许她们看那些黄色书籍。每逢周末、假期、节日便给她们讲解真、善、美的道理，并叮嘱必须事事留心，以及懂得日常生活。有劳动观念、学做家务。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还使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
叮嘱她们，要努力读书学会本事，能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经济上独立，在社会上取得妇女地位，才不被人欺负。常以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百姓叫苦叫难的种种例子给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次我举例说：你们知道外滩公园大门上挂牌，牌上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吗？这时孩子们齐声喊“打倒帝国主义！”培养她们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有次我特意让国瑛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她回来说：“当她到达南京时下关城门已关紧，她在城门脚睡着了，天亮才进城的。”那时她才十二三岁，我听后很心疼她！
为使她们建立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世界观，让她们多接近进步人士。
记得在1931年7月间。有次鲁迅先生在上海环龙路（现南昌路）一幢小洋房的二楼暑期学校演讲，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文章先登《文艺新闻》，后载《二心集》），我带四个女孩同去听讲，明知她们都听不懂，目的是让她们在这进步思想的气氛中接受些熏染。记得当时孩子们抢在最前第一排长椅座坐下，脚都不沾地。
转瞬间，鲁迅先生进来，鲁迅先生有黑胡子、瘦瘦的，穿件灰色中式长袍，在台上站着含笑地说：“这样小的孩子（当时除国琼在念中学外，其余都在念小学）也能听得懂吗？”孩子们听着乖乖地赶快退到最后一排座位。回来的路上，不懂的地方就向我问七问八。
有次，友人送来两张苏联电影票，是有名的《伏尔加河船夫曲》。我特意带国琼女同去四川路电影院看了。当见船夫们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大家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大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迈着沉重的步子，口里不停地哼着：哎哟！哎哟！大家一起用力拉哟！用力拉哟！我俩热泪盈眶。回家后，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安，——贫富如此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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